摘  要：清代学者皮锡瑞认为，孔子的《春秋》不是历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蕴含作者丰富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此说虽发自一位今文经学家，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破除了千余年来众多学者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在受非学术因素严重影响，《春秋》性质研究长期处于误区的近代学术史上，皮锡瑞的这一观点尤具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皮锡瑞；“《春秋》非史”说；疑古学派 

孔子的《春秋》是一部蕴涵作者“微言大义”的政治学著作，而非历史学著作，这是秦汉之前学者对其性质的基本认识。汉魏以后，今文经学衰微，古文经学成为主流，晋人杜预首倡《春秋》“经承旧史”之说。在此后古文经学独盛的千余年间，学者多承继杜说余绪，视《春秋》为史学著作。[1]值得注意的是，历史上也有一些学者坚持了对这一问题的正确看法，强调“《春秋》非史”，清人皮锡瑞便是其中之一。皮氏的“《春秋》非史”说在很大程度上抛开门户之见，探赜索隐，发明旧说，这在近代学术史上非常值得重视。本文拟结合皮氏的有关论著，对其“《春秋》非史”说的主要内容及其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并就近代学术史上《春秋》性质研究的失误略加评述。

一、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学者称师伏先生，湖南善化（今长沙）人，与同期稍后的廖平、康有为等人并为晚清著名今文经学家。皮氏生平论著颇多，其中以《经学历史》、《经学通论》二书在学术界影响较大，他的“《春秋》非史”说集中反映在后一著作中。该观点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从作者的主观动机及论著本身分析，认为《春秋》不是史学著作。

皮锡瑞认为，经学著作与史学著作不同，二者的区别之一是在撰写主旨上。他说：“经史体例，判然不同，经所以垂世立教，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止是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2](第50页)这就是说，史学著作旨在尽可能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据事直书”），政治学（经学）著作则以发表政治见解，阐述政治思想（“垂世立教”）为目的。皮氏的这一认识是符合史学史发展的基本规则的，实际上,即使那些早期的史学家，也都将记载史实作为撰写史学著作的第一要务。希罗多德就说过：“我的职责是把我所听到的一切记录下来，虽然我并没有义务来相信每一件事情；对于我的全部历史来说，这个说法我以为都是适用的。”[3](第525页)罗素认为：“近代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似乎把真实性看做是构成历史学的全部价值之所在。……而且，尽管这一学说在实践上是永远不可能完全做到的，然而它却荡漾在许多人的心目之中，作为是学术研究应该逐步与之相接近的一种理想。”[4]（第1—2页）司马迁也以“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为憾事，而将“述故事，整齐其世传”作为其撰史的立足点。[5]章学诚所说，“夫史为记事之书”[6]（第52页），讲的也是同样的意思。

《春秋》的撰写主旨不同于史学著作，即不以记载史实、保存史料为目的，这是皮锡瑞力主“《春秋》非史”的第一条理由。皮锡瑞说：“说《春秋》者，须知《春秋》是孔子作，作是做成一书，不是抄录一过，又须知孔子所作者，是为万世作经，不是为一代作史。……即曰‘据事直书，不虚美、不隐恶’，则古来良史如司马迁、班固等亦优为之，何必孔子？孔子何以有‘知我罪我’，‘其义窃取’之言？孟子何以推尊孔子作《春秋》之功？配古帝王，说得如此惊天动地？”[2]（第2—4页）皮氏的论据或引自《孟子》，或见于《史记》，或系先秦宿儒旧说，或出上古良史之口，当然不能以“伪造”或“陋见”之名加以否定。

其次，从内容方面来看，《春秋》没有客观有效地保留史实。史学著作应该尽可能客观有效地记载史实，罗素说：“历史学是有价值的，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而这一点尽管不是它那价值的全部，却是所有它的其他价值的基础和条件。”又说：“历史著作应该以文献研究为基础——要想反驳这种意见将会是荒谬的。因为唯有它们才包含着有关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的证据；而且不真实的历史显然是没有什么大价值的。”[4]（第1—2页）换言之，未能客观有效地记载史实的著作是不具备史学著作资格的。皮锡瑞认为，《春秋》系孔子笔削鲁史而成，成书后的《春秋》文从简略，许多史实遭到删修，因而不可能真实地反映当时的历史。关于这点，即使持《春秋》为史论的学者也不得不承认，李宗侗说："苟只有《春秋》而无《左传》，则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只能知其年月及大略而已；其详情细节多待《左传》所记以说明，《左传》实我国史学中一部最重要著作也。"[7]（第23页）魏应麒认为："实则《春秋》之文字，简略已甚，王安石所讥为'断烂朝报'者，非藉传以明之，不仅褒贬不可知，即事迹亦不能晓。"[8]（第75页）周予同先生也质疑道：“而且历史以忠实记录事迹为第一义；明明是晋文公取得霸权，叫周天子到河阳去会盟，而《春秋》偏要为周天子装架子，写下了‘天王狩于河阳’的堂皇的语句，这算为什么吗？”[9]（第497—498页）孔子《春秋》没有客观有效地保留历史，皮锡瑞对此有精到的论述，他说：“夫以二百四十二年之事，止取其事之足以明义者，笔之于书，以为后世立法，其余皆削去不录。或事见于前者，即不录于后，或事见于此者，即不录于彼，以故一年之中，寥寥数事，或大事而不载，或细事而详书。学者多以为疑，但知‘借事明义’之旨，斯可以无疑矣！”[2]（第22—23页）所谓“借事明义之旨”，就是指孔子借史学的形式来表述政治思想，皮氏解释道：

借事明义，是一部《春秋》大旨，……不明此旨，《春秋》必不能解。……孔子之意，盖是如此，故其所托之义，与其本事不必尽合。孔子特欲借之以明其作《春秋》之义。使后之读《春秋》，晓然知其大义所存，较之徒托空言而未能征实者，不益深切著名乎？三传惟《公羊》家能明此旨，昧者乃执《左氏》之事，以驳《公羊》之义，……不知孔子并非不见国史，其所以特笔褒贬之者，止是借当时之事，做一样子。其事之合与不合，备与不备，本所不计。孔子是为万世作经，而立法以垂教，非为一代作史，而纪实以征信也。[2]（第22—23页）

这段评论公允质朴，足以服人。假如有人将《春秋》当作史学著作，企图通过《春秋》了解当时的历史，那才是真正的非愚即诬。

2、主张《春秋》是一部经学（政治学）著作。

皮锡瑞认为，《春秋》是一部政治学著作，这首先表现在《春秋》寄寓了作者深刻的政治思想。他说：“孟子说《春秋》，义极闳远，据其说，可见孔子空言垂世，所以为万世师表者，首在《春秋》一书。”[2](第1页)又说：

《春秋》有大义，有微言。所谓大义者，诛讨乱贼以戒后世是也，所谓微言者，改立法制以致太平是也。此在孟子已明言之。……孟子推孔子作《春秋》之功，可谓天下一治，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从舜明庶物，说到孔子作〈春秋〉，以为其事可继舜、禹、汤、文、武、周公，且置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周易》，皆不言，而独举其作《春秋》，可见《春秋》有大义微言，足以治万世之天下，推尊之如此之至。[2](第1页)

皮锡瑞认为，“微言大义”是《春秋》的核心内容，因而最能反映论著的性质。既然这样，那种仅根据《春秋》的形式便断定其为史学著作的看法就显得草率而浮浅，甚至有得言忘意之嫌。

其次、《春秋》的主要价值在于政治方面。皮锡瑞说：“孔子手定六经，以教后世，非徒欲使后世学者，诵习其义，以治一身，并欲后世王者，实行其义，以治天下。《春秋》立一王之法，其义尤为显著。”[2]（第13—14页）《春秋》的政治意义究竟表现在何处呢？皮氏说：“或曰：‘孟子言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何以《春秋》之后，乱臣贼子不绝于世？然则孔子作《春秋》之功安在？孟子之言，殆不足信乎？’曰：‘孔子成《春秋》，不能使后世无乱臣贼子，而能使乱臣贼子，不能全无所惧。自《春秋》大义昭著，人人有一《春秋》之义在其胸中，皆知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虽极凶悖之徒，亦有魂梦不安之隐。虽极巧辞饰说，以为涂人耳目之计，而耳目仍不能涂；邪说虽横，不足以蔽《春秋》大义。”[2]（第25页）这就是说，《春秋》微言大义的晦涩，《春秋》政治功能的衰竭，是由今文经学的历史命运决定的，并不能据此否定《春秋》的政治学性质。《春秋》的政治功能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往往会得到复苏，为人所重，这一现象本身便是对《春秋》性质最好的说明。

3、指出将《春秋》当作史学著作的始作俑者是西晋古文经学者杜预，认为学者经、史不分的看法是错误的。

皮锡瑞引宋人刘敞语曰：“故《春秋》一也，鲁人记之则为史，仲尼修之则为经。经出于史，而史非经也，史可以为经，而经非史也。”[2]（第77页）他说：“经、史体例所以异者，史是据事直书，不立褒贬，是非自见；经是必借褒贬是非，以定制立法，为百王不易之常经。”[2]（第2页）既然经史体例不同，《春秋》是政治学著作而非史学著作，那么为什么许多学者都视《春秋》为史学著作呢？皮锡瑞认为这是受西晋古文经学者杜预“经承旧史”说的错误影响所致。杜预《春秋左传序》云：“（《春秋》）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 ,皆据旧例而发义 ,指行事以正褒贬。”“经承旧史”说认为《春秋》继承了鲁史“旧章”和周公“垂法”，无所谓夫子的微言大义，因而属于一般意义上的史学著作。[1]皮锡瑞就此批评道：

此杜预自谓创获，苟异先儒，而实大谬不然者也。自孟子至两汉诸儒，皆云孔子作《春秋》，无搀入周公者，及杜预之说出，乃有周公之《春秋》，有孔子之《春秋》。……若如杜预“经承旧史”、“史承赴告”之说，止是抄录一过，并无褒贬义例，则略识文字之抄胥，皆能为之，何必孔子？……与其信杜预之说，夺孔子制作之功以归周公，曷若信孟子之言，尊孔子制作之功以上继周公乎？[2]（第3—4页）

“经承旧史”说抛开孟子、司马迁等人旧说，以《春秋》为史学著作，乃是汉魏以后古文经学盛行的产物。孟子为战国宿儒，当时尚无所谓今古文之争，又以其去古不远，其说必有所据；太史公之时，今古文经学之争未炽，其说较为公允近实，岂容轻易否认？然而，“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者，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2]（第70页）此类错误甚至历代贤智如刘知几、王安石、欧阳修者亦莫能外，皮锡瑞批评道：“说《春秋》者，唐刘知几为最谬。”[2](第62页)他说：“乃后之读经者，既不知圣人所作是经，而误以史法绳之，于是经义乱，如刘知几《惑经》、《申左》之类。后之修史者，又不知非圣人不能作经，而误以史书拟之，于是史法亦乱，如沈既济之类。”[2]（第77—78页）又说：“至于‘断烂朝报’，则非特宋人有是言，自《左氏》孤行，杜预谬解，人之视《春秋》者莫不如是，专信《左氏》家‘经承旧史’之说。”[2]（第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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