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皮锡瑞认为，经史不分的观点既不符合史实，而且有害于学术本身。他说：“《春秋》是经，《左氏》是史 ，后人不知经、史之分，以《左氏》之说为《春秋》，而《春秋》之旨晦，又以杜预之说诬《左氏》，而《春秋》之旨愈晦。”[2]（第2页）所以，“治《春秋》者皆当知此义：分别《春秋》是经，《左氏》是传，离之双美，合之两伤。”[2]（第50页）

二、“《春秋》非史”说在近代学术史上的影响及价值

“《春秋》非史”说在学术史上的影响及价值与皮氏学术的命运紧密相关。如上文所述，皮锡瑞是晚清今文经学家，又是当时的一位政治家，这种学术出身和政治立场难免对他的学术活动有所影响，但总的来说，这种影响并不像有些人想象的那么大。周予同先生就曾指出：“他的著作内容，虽没有很伟大的创见，如同时几位著名的经今文学大师；但学术门径很清楚，善于整理旧说；所以如《经学历史》、《五经通论》等书，对于初学者，真可称为‘循循善诱’。”[9]（第100页）“《春秋》非史”说正是皮氏“整理旧说”的一项具体成果。皮锡瑞治学的门户之见不强，与同时代其他学者相比，这是他的胜人之处。正如周先生所云：“皮氏治经，宗今文，但持论平允，没有康有为那样的武断，也没有廖平那样的怪诞。”[9]（第98—100页）皮锡瑞的学术兼采古今，“《春秋》非史”说无疑是他“持论平允”的一个例子。

但在门户森严的近代学术史上，“持论平允”乃是学者大忌，当时的古文经学家章炳麟便批评说：“（皮锡瑞）及为《春秋讲义》，又不能守今文师说，糅杂《三传》；施之评论，上非讲疏，下殊语录，盖牧竖所不道。”[9]（第100页）皮锡瑞的确主张会通《三传》，语见《春秋通论》：“《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大义在诛乱臣贼子，微言在为后王立法，惟《公羊》兼传大义微言，《谷梁》不传微言，但传大义，《左氏》并不传义，特以记事详赡，有可以证《春秋》之义者。故《三传》并行不废，特为斟酌分别，学者可审所择从矣！”[2]（第19页）

古人治经最讲严门户，守家法，否则便难逃“数典忘祖”之讥，“持论平允”的治学风格正好注定了皮氏学术的悲剧命运。梁启超、钱穆二先生在各自所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曾不惜笔墨记述康有为、廖平，却对皮锡瑞的学术成就未置一辞，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谈到皮氏时也只用寥寥几十字一笔带过。以致周予同先生在为皮氏《经学历史》写序言时竟有“文献不足”的慨叹：“我很惭愧，我所得于皮氏的生平，仅仅简略如此。他的生平，他的师友，他的学术的传授，我竟无法查考。我曾辗转地询问几位湖南的学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9]（第101页）

在这种偏见的左右下，“《春秋》非史”说之不为学者所重，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如此，从近代学术史的角度来看，“《春秋》非史”说的重要学术价值却是不容抹煞的。

首先、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批判性地总结了经学史上的一个重要公案。明人郝敬说：“《春秋》一书，千古不决之疑案也。非《春秋》可疑，世儒疑之也。”[10]此说堪称精当。《春秋》性质之争因经今古文之争而起，千余年来聚讼不已，原因在于学者惮虑于门户和政治因素，难以做到客观公允。皮氏学宗今文，但能兼采《三传》，不走极端。在近代学者众口一词以《春秋》为史学著作的大氛围中，皮氏的见解就显得更是难能可贵，“《春秋》非史”说虽未能显赫一时，却是最具有生命力的，这是它在经学史上的价值。

其次、“《春秋》非史”说对于那些有强烈政治情结的史学从业者来说无异于一次当头棒喝，这是它在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的价值。受古文经学和疑古思潮的影响，近代以来的许多论著都将《春秋》视为古代的一部编年体史书，金毓黻说：“孔子身非史官，而修《春秋》，诚由王官失守，学下逮庶民之故。”[11]（第29页）李宗侗认为：“《春秋》之为史，不待言矣”。[7]（第33—34页）白寿彝先生也有类似的论述。[12]（第16页）强调《春秋》为史的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是看中了《春秋》的“微言大义”，但微言大义的价值在于政治而不在史学，已如前述。因此，重新发掘皮锡瑞“《春秋》非史”说的内涵，对于人们正确判断史学的性质和功能，认清当代史学的发展趋势具有积极的理论价值。

三、结语：兼评近代的《春秋》性质研究

众所周知，《春秋》性质之争最为激烈的时候，通常是那些政治斗争形势严峻的时期。《春秋》性质之争往往是一把双刃剑，作为斗争双方角力的利器，谁在这个问题上赢得人心，谁便在斗争的天平上多得了一分胜算；两汉和清末的今古文经学之争是这样，20世纪20、30年代反封建思潮影响下的经学研究也不外乎此。

将《春秋》当作史学著作，是近代《春秋》性质研究的主流，这与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恰好相反。二十世纪以来，疑古学派较早将打倒孔子与推翻经书权威两者联系起来。疑古学派讨论《春秋》性质的论著颇多，其中就包括钱玄同的《论<春秋>性质书》以及周予同的《<春秋>与<春秋>学》等文，周先生更是将“《春秋》的本身性质究竟是历史，还是政治哲学？”作为“研究《春秋》学，首先便要碰到的三个问题”之一来看待。[9]（第493页）1925年，钱玄同在给顾颉刚的《论<春秋>性质书》中指出：关于《春秋》一书的性质，“弟以为只有两个绝对象反对说法可以成立”，即：一、认为“它绝对不是历史”；二、“认它是历史”。钱氏认为：“孔丘底著作究竟是怎样的，我们虽不能知道，但以他老人家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我近年来是主张后一说的。”[13]（第275—276页 ）钱氏虽勉强认为《春秋》是史学著作，但尚且缺乏自信，所以又说：“但又以为如其相信‘孔子作《春秋》’之说，则唯有依前一说那样讲还有些意思。”[13]（第275—276页 ）而在数月后另一封回顾颉刚的信中，钱氏便自信地断定：“《春秋》乃是一种极幼稚的历史,‘断烂朝报’跟‘流水帐薄’两个比喻是在确当之至。”[13]（第280页）细绎文义，两封信前后语气的转变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转变与20年代的社会背景有直接关系，当时的中国社会，孙中山、梁漱溟等人力图借孔教兴国，尊孔复古之风甚嚣尘上。这种情形，人们只要翻翻《古史辨》第二册中收录的1926年厦门大学庆祝“孔子诞辰”的文章便可想见。在此背景下，思想进步者欲“塞梁漱溟氏辈之以孔教代表东方文化，及晚近之孙中山先生孔子化之误谬思想”[14]（第143页），最有效的方式当然莫过于径直宣布《春秋》为史，与孔子本无关系了。

对于钱玄同的主张，即使周予同先生也不予苟同，他说：“钱先生根据‘汉学家’治学的方法，也可以说是论理学上的归纳方法，说《春秋》和孔子根本没有关系；换句话说，根据《春秋》以及后来‘<春秋>学’的内容来说明孔子的思想是错误的。这的确是中国学术思想世上的一个大问题；但究竟这问题太大了，所以除钱先生自己外，和钱先生同调的胡适先生也就不肯冒然接受。”[9]（第494页）

30年代的中国社会，除了反封建之外，又增加了反对外来侵略者的的任务。而在当时斗争的需要下，即使周先生本人也错误判断了《春秋》的性质，他说：“平心而论，《春秋》不过是中国古代的初期的历史著作。”[9]（第497—498页）周先生否认《春秋》是政治书，目的在于反对时人借《春秋》的政治思想进行奴化教育，他说：“而《春秋》呢，不仅政治理论家们还在利用它，汉奸们也在利用它；不仅中国人还在利用它，日本一部分人也在利用它。这两千四百年前的断烂不全的经典居然在现在人们的心里或手里活跃着，这确是文化上一个值得讨究的问题呢。”[9](第492页)这显然是有感于《春秋》在当下局势中助纣为虐而发的慨叹。

周先生对《春秋》性质的看法受到非学术因素的影响，这点朱维铮先生也有评述：“如所周知，‘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反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抨击纲常名教，揭露神道迷信，痛斥偶像崇拜，批判家族制度等等，起过极大的启蒙作用。周先生也是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因此，周先生觉得，使青年文史学者‘由了解“经学”而否定“经学”，在当时也是必要的学术思想工作”。[9]（第834—835页）又说：“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周先生的旧著内，不但时常看到他对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冒出怒火，而且时常看到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独裁卖国的反动行为直接发出冷潮和抗议。”[9]（第836页）生活于命运多舛的近代中国，或游弋于学术与政治之间，或出于正义而慷慨陈辞，以致偏离学术的轨道，这是近代以来许多学者走过的道路，周先生无疑也是这些学者中的一位。中国现代的许多史学史研究者，如金毓黻、李宗侗、刘节、白寿彝等先生，都将《春秋》界定为“古代最早的一部编年史著作”，这也是受上述《春秋》性质研究的错误影响所致。

无庸讳言，21世纪的今天，反封建的任务早已完成，中国经学史、史学史的研究也早已提上日程。学者们再也不必为忌讳门户之分而言不由衷，对皮锡瑞“《春秋》非史”说的学术价值，人们也应该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了。 

参考文献：

[1]晁天义.《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质疑：兼论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2002，（6）：112—117.

[2](清）皮锡瑞.经学通论·春秋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

[3]（古希腊）希罗多德.历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

[4]（英）罗素.论历史[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5] (汉）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M].北京：中华书局，1959.

[6]（清）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8.

[7]李宗侗.中国史学史[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

[8]魏应麒.中国史学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47.

[9]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C].北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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