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简《恒先》因其形制完整、内容古奥，一经公布,便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极大关注。《恒先》大概出自庄子后学之手，【1】深受战国末期道法家思想的影响。【2】道法家主张“形名”之学，建立了自成体系的名学理论。洪诚先生曾指出，中国古代的语言学跟名学存在着紧密的联系，“一些基本理论的研究，因名学发展而出现”，并且“这些理论，直到今天还是有重要意义”，需要我们“据实以求，沙里淘金”。【3】而《恒先》正是保存了先秦语言学方面的吉光片羽，显得弥足珍贵。有关内容主要集中在该篇第十简：
言名先■者有疑
言之后者校比焉。举天下之名虚
（属），习以不可改也。举天下之作强者,果天下
一、 校读
对于此简文首句如何断句，众家意见不一，并直接导致对内容理解的分歧。廖明春先生读为：“〔恒气之生因〕言名。先者有疑，妄言之，后者效比焉。”【4】董珊先生读为：“〔恒气之生因〕言名。先者，‘有’待‘無’言之，后者校比焉。”【5】黄人二先生、林志鹏先生读为：“〔凡〕言名先者，有疑罔，言之后者校比焉。”【6】赵建功先生读为：“〔凡〕言名，先者有疑，妄言之，后者效比焉。”【7】庞朴先生读为：“〔凡〕言名先者有疑，荒言之后者校比焉。”【8】刘信芳先生读为：“〔凡〕言名先，诸有疑，妄言之后者校比焉。”【9】王志平先生读为：“言名先者，有疑妄；言之后者，考比焉。”【10】
笔者赞成第九简不宜与第十简连属的看法。第七简接第十简的意见值得考虑，但这里暂且不考虑这种编联，因为第七简末尾的“凡”只是表总指的指示形容词，【11】并不影响我们对第十简进行断句。
笔者认为，此句当断为：“言名先者有疑 ，言之后者校比焉。” 需要指出，“言名先■者”的墨钉可能未必如李零先生所言“应是表示专有名词的符号”。【12】尽管“名先”在文中确有特定含义，但为什么同样是术语的“物先”，以及更为重要的概念“恒先”偏偏没有类似的墨钉呢？其实此处的墨钉与第七简、第十一简的墨钉都是表示句读的。只不过古人的句读并不等同于现在的标点，这里便是“音节之句读”，【13】意在提示“者”后稍作停顿，舒缓语气，可能还兼有消除歧义的作用（与“先者……后者……”句式相区别）。把句读加在虚词之前，这在楚简中有例，如上博简《诗传》第四简：“曰：诗其犹平门┛与？戋民而
之。”过去以为此钩识大概出于书手误植，【14】现在看来很可能只是当时标点的习惯之一。
“名先”，指未有“名”时。“言名先”是说在言语活动中创制“名”，这可与第五、六简的“名出于言”相参看。“”,王志平先生读为“妄”。【10】黄人二先生、林志鹏先生读为“罔”。【6】董珊先生读为“無”。【5】按，“”当读为“詤”。王念孙《广雅疏证》卷二下：“慌与同。”【15】而“詤”与“慌”义同。【16】其实参照第七简“恙”读为“详”之例，亦可直接推求。《吕氏春秋·知接》云：“无由接而言见，詤。”高诱注：“詤，读（一本作读为）诬妄之诬，億不详审也。”简文“有疑（詤）”之“詤”，正“億不详审”之义（“億”，度也），这可与第七简的“详宜”相参看。“疑”，或读如本字，训为“不定”，或如赵建功先生所说，读为“擬”，训为“度”。【7】“疑詤”为近义并列，如读“擬詤”则为反义并列。
“言之后者”，“之”是代词，指代“名”。“言之后”意即在后来言之，“后”为后置状语。“言名先者”可以是个体的人，而“言之后者”则主要指社会群体。“校比”为同义复词，《庄子·天道》云：“形名比详。”陆德明释文：“比，校也。”“形名比详”，即比校、详审形名，则可知简文中所要“校比”的正是指“名”。这亦可与第七简“详宜”相参看，可见第十简与第七简的确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举天下之名虚（属），习以不可改也。”其中“虚属”当参照同简“举天下之作强者”的“强者”、第十三简“举天下之名无有废者”的“无有废者”，理解为后置定语。属，犹合也（《礼记·经解》“属辞比事”郑玄注）。“虚属”之名，即名与实虚合之名，主要指名与实联系不够紧密的情况。“习”，李零先生认为当通“袭”。【12】按，无烦改读，《广雅·释诂四》：“袭，因也。”王念孙疏证：“袭，通作习。”“习”除“因”之义外，更有学习、熟习和习惯等义，于义为胜。
二、从语言学角度看“习以不可改也”
一些学者认为，“习以不可改也”即《荀子·正名》所谓“约定俗成”之义。【17】其实二者不能等同。
中国的语言学著作一般都采用荀子的“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名”观点，来说明语言符号的任意性特点。“可是符号的任意性只是就创制符号时的情形说的。”【18】不难看出，《恒先》中“习以不可改也”着重阐述的是语言符号已经进入使用阶段的情况，这是与“约定俗成”的根本区别所在。笔者认为，“习以不可改也”乃是对语言符号的强制性特点作出的精辟论述，这与索绪尔的理论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所谓强制性，指“符号一旦进入交际，也就是某一语音形式与某一意义结合起来，表示某一特定的现实现象以后，它对使用的人来说就有强制性”。【18】索绪尔指出：“一个符号在语言集体中确立后，个人是不能对它有任何改变的。”【19】“能指……对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却是不自由的，而是强制的。”【20】
“习以不可改也”体现的强制性思想有三重含义：
第一，因袭而不可改。“一种语言状态始终是历史因素的产物。正是这些因素可以解释符号为什么是不变的，即拒绝一切任意的代替。”【21】
第二，习以为常而不可改。“语言的实践不需要深思熟虑，说话者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意识到语言的规律，他们既不知道，又怎能改变呢？”【22】
第三，习用而不可改。“语言却是每个人每时都在里面参与其事的，因此它不停地受到大伙儿的影响。这一首要事实已足以说明要对它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因为存在“集体惰性对一切语言创新的抗拒”。【23】
在两千多年前就认识到语言符号的强制性特点，不禁令人赞叹。而《恒先》的作者能够揭示这一特点，是在继承先秦名学，特别是道法家名学的基础上，立足于所处时代的语言现实并深入思考的结果。
首先，《恒先》看到了语言符号体系的复杂性。由第十三简“举天下之名无有废者”可知，按是否被应用，“天下之名”有废与不废之分；根据第十简“举天下之名虚属”可知，按名实关系，“天下之名”有虚属与否的区别。马王堆帛书《经法·论》云：“三名：一曰正名，立而偃，二曰倚名，废而乱，三曰强主灭而无名。”【24】以上都表明先秦道法家对语言符号体系的复杂性有着清晰的认识。这是发现强制性特点的前提之一，“一种语言就构成一个系统。……也正是在这一点上，表现出大众不能改变语言。因为这个系统是一种很复杂的机构，人们要经过深切思考才能掌握，甚至每天使用语言的人对它也很茫然。”【23】中国古人对此有切身体会。他们对语言进行探讨，通常是以文字（实际上对应的是词）为思考的出发点,如郑玄曰：“古曰名，今曰字。”（《周礼·春官·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注）而中国的文字体系本身纷繁复杂，他们对此有非常直观的认识，不难得出语言符号体系具有复杂性的结论。
其次，《恒先》认识到一些非理据性符号存在的意义。“举天下之名虚属，习以不可改也”正是从这个方面展开的论述。尽管这些虚属之名，在名实关系上存在问题，但它们都经过前人的创制、后人的校比，并经过人们的沿袭、使用而变得不可更改，自有其存在的合理性。《恒先》的这种见解，根植于当时的语言现实。以楚文字为例，其中的不少字其形体同于甲骨文或者仍保留着最初的造字之意。而另一方面，楚文字同其他战国古文一样，也产生了大量异体字、简化字以及讹变字，虽然这些字在形义关系上，已经难以作出合乎理据性的解释，甚至不可究诘，然而却并不妨碍它们被沿袭、使用。《恒先》的作者正是在尊重语言实际的基础上，肯定了某些非理据性符号的价值。这与道法家的有关论述比较接近。道法家主张“名自正也”（《申子·大体》），比较尊重语言演变的现实，并且指出无论名实相应与否都有其自身的价值：“名实相应则定，名实不相应则静。”（《经法·论》）还建议应积极利用某些“名实不相应”的情况，比如“实者示人虚，不足者示人有余”。这些看法可能对《恒先》的作者产生过一定影响。
再次，《恒先》对“名”与“言”的关系有独到的见解，认为“名出于言，事出于名”——“言”决定“名”。这与先秦名学中占主导地位的“名不正则言不顺”（《论语·子路》）观点迥异。“名不正则言不顺”是讲“名”决定“言”，强调语言规范的意义，把注意力集中在“正名”上。但如果一味强调语言要合乎规范，追求名实一一对应，在实践中肯定有行不通的地方。相比之下，《恒先》就通达得多，不仅承认一些非理据性语言符号的价值，而且提出“名出于言”这一更符合语言实际的观点。正是由于“言”决定“名”，语言中才会出现种种非规律性现象。因为“言”本身便存在诸多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恒先》第六简：“言非言，无谓言。”），加之人在认识能力上的差异与局限（第八简：“有人焉有不善，乱出于人。”），在制“名”之初，很容易造成“有疑詤”的情况。《恒先》对“言”在语言体系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的阐述，值得重视。
最后，《恒先》重视社会力量和历史因素对语言所起的共同作用，强调语言的社会本质。所创制的“名”一旦进入语言体系，就必须接受整个社会的校比，这样才有可能在历史上被沿用下来。而对于学习、接受既成的语言体系的人来说，则不能抗拒历史因素的影响。
可见，《恒先》虽然篇幅短小，但对涉及语言符号强制性特点的许多关键问题都作了言简意赅、鞭辟入里的分析与说明，自然能够推导和总结出“习而不可改也”这一论断。
三、“习以不可改也”对语言研究的意义[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