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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了数以万计的写本文书，而与甲骨、简牍及内阁大库档案并称近世中国学术史上的四大发现。由于敦煌文献数量繁多，写本的时代绵亘长远，内容庞杂多元，学术价值更是震铄古今。藏经洞中数以万计的写卷文书自发现以来，旋即在世界近代学术史上产生了无比的光与热，发挥无比深远的影响，由于各国学者对敦煌藏经洞发现的文物与敦煌石窟壁画塑像等艺术的研究，兴起了一股研究热潮，并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敦煌学。
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更慨叹的说：「吾国学者其撰述得列于世界敦煌学著作之林者，仅三数人而已」。 刚刚从国外游学回来的陈先生，站在世界学术的高度，不仅把敦煌当作一门学问而响亮地叫了出来，还指出了二十世纪敦煌学迅猛发展的趋向，诚可谓远见卓识。
敦煌学是一门以文献资料为核心的新兴学科，因此从事敦煌学的研究工作，所面对的则是一批为数达五、六万卷北宋以前的写本文书。抄写年代大致自公元四世纪至十一世纪初期；内容包括：佛教、道教、摩尼教、景教、儒家经典、史地、语言、文学、社会、经济、法律、政治、教育、公私文书、天文历算、兵法、医药、术数、绘画、音乐、舞蹈……等文献。由于它是偶然的封存与偶然的发现，使它的可贵更在于不为流传而流传，更使得这些文献俨然成为中国中古文化的「时空胶囊」、「活化石」。
学者在面对如此庞杂而多样的写卷内容，能从中撷取精华进行研究已属不易，至于兼跨两个或者更多的专业领域且有所成就的，更不多见。国学大师家潘石禅（重规）先生就是一位对敦煌学有着多方面研究且极具贡献的佼佼者。他从事敦煌学研究的起步早，时间长，研究量多而面广，且成就卓越。
不仅如此，潘先生的影响力更在于他是台湾敦煌学的开创者，他的深远见识，更是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发展的明灯。余有幸追随 先生研习敦煌学，值此盛会，谨将个人亲炙所得所知，略述「潘重规先生与二十世纪敦煌学」，以供二十一世纪敦煌学开展之参考。
二、学术背景
潘重规先生，安徽省婺源县人。1908年生。本名崇奎，小名梦祥。章太炎先生为之易名为重规，黄季刚先生因易其字为袭善，石禅则先生自号也。民国十三年（1924）入国立东南大学（今中央大学）中文系，从黄季刚先生受业。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先后担任国立东北大学教授，国立四川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抗战胜利后，任国立暨南大学教授、国立安徽大学教授兼主任，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兼研究所所长，新加坡南洋大学中文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1973年，自中文大学退休，应聘为法国巴黎第三大学博士班客座教授，次年返台，先后担任中国文化大学中文研究所主任兼文学院院长，东吴大学讲座教授，台湾师范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兼任教授。现退休在家。
1974年，法国法兰西学术院有见于先生敦煌学研究的卓越成就，特主动颁予代表法国汉学最高成就的茹莲奖(Julian Price)；法国科学院敦煌学研究会聘为名誉会员。1976年韩国岭南大学赠予名誉文学博士学位。1992年，敦煌研究院为推崇先生数十年来在倡导敦煌学研究所投注的心力及其在研究上的贡献，特由院长段文杰先生率团来台颁赠该院荣誉院士头衔；1995年，行政院为表彰先生发扬中华文化的卓著贡献，及在敦煌学研究的辉煌成就与倡导敦煌学的不遗余力，特颁赠中华文化奖。200年7月，大陆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及敦煌研究院为庆祝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表彰先生的成就与贡献，特颁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贡献奖」。
先生少从王伯沆、黄季刚游，治学严谨，数十年如一日。平生不涉足政治，而于民族大义之发扬，则唯恐不及。1951年在台湾师范学院设「四书讲座」，倡导孔孟学说，以振发人心，撰注《民族文选》，发扬民族精神，主编部定标准本国文，为台湾国文教育奠定基础。又与胡适论红楼梦，与罗家伦辨简体字，在学术界有深远之影响。其后更迭次参加国际汉学会议，往来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甚至只身远赴列宁格勒阅读敦煌写本，期以阐扬中华民族之绝学。 先生更以他数十年持续不断的苦心经营与辛勤播种，提出许多敦煌学上重大的关键论点与正确的引导方针，并且积极奖掖后进，培育继起的研究人才;同时还自筹经费创办以中文发表的第一份敦煌学研究的专门刊物。 先生自1941年发表《敦煌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开始，从事敦煌学研究逾一甲子。其研究态度、观念、方法与精神，在在都足以启导后学，洵为研究敦煌学者之典范。
三、敦煌学研究的成就
先生1939年开始，接触敦煌写本。 1941年2月，发表第一篇敦煌学的有关论文〈敦煌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直至2001年在《敦煌学》23辑发表〈敦煌变文集新书订补（三续）〉为止，总计发表有关敦煌学的论著，计专书15种，论文86篇。兹谨依经学、文学、佛教典籍、语言、文字等方面，简述先生在敦煌学研究上的主要成就。
（一）经学
经学乃中国传统学术之重心，自来学者研究莫不以经部要籍为先。先生对敦煌写卷的整理与研究，由于机缘，最先接触即为《尚书释文》残卷的复印件照片。其后置身英伦、巴黎，披阅原卷时，亦从经部要籍开始。
1941年2月，先生发表第一篇敦煌学的有关论文《敦煌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1939年时，先生应聘到四川三台东北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主任姜亮夫教授，以法藏敦煌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照片见示，此为先生首次接触敦煌写卷，他发现巴黎残卷存〈尧典〉、〈舜典〉二篇，与今本《经典释文》多所出入，以为今本经宋刻窜改，致失原貌，此敦煌写卷当是先唐写本，正可据以订正清代段、王诸儒之讹误，并持与宋本相校。发现凡此卷之古文，或全删，或改易，而其情形与《崇文总目》载「陈鄂奉诏刊定《尚书释文》」之说正合。此文一出，甚获各方好评，尤其是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向忠鲁教授特写信大加赞扬。
1957年，先生任教新加坡南洋大学，受邀参加在西德汉堡举行的国际汉学会议及慕尼黑举行的国际东方学会，趁此机缘得以到欧洲各大图书馆访书，真正亲眼目睹敦煌写卷。此后，每逢寒暑假便奔走于伦敦、巴黎，尽情披阅敦煌卷子。由于中国传统学术首重经学，而敦煌写卷中存有大量《诗经》卷子，有白文本、有诂训传本、有经音，大抵皆唐前手写。1967、1968、1969三年间，先生三游巴黎、伦敦，尽读英、法所藏敦煌《诗经》卷子，而以为「六朝唐人讲习之《诗经》卷子，佚存于世者，其萃于斯。取与《释文》、《正义》相校，多可印证发明，良由《释文》、《正义》即取材于此等卷子也」「敦煌卷子坏烂不全，远过于宋元传本，其独善绝佳处，亦迥非宋元传本所能及」因遍校敦煌《诗经》卷子，将其考索所获，先后撰成〈巴黎藏伯二六六九号敦煌毛诗诂训传残卷题记〉、〈巴黎伦敦所藏敦煌诗经卷子题记〉、〈王重民题敦煌卷子徐邈毛诗音新考〉、〈伦敦斯三七三九号暨列宁格勒藏一五一七号敦煌毛诗残卷缀合为定题记〉、〈伦敦斯一0号敦煌毛诗传笺残卷校勘记〉。1970年结集成《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一书。总结诸篇所论可知「敦煌所遗诗经卷子，有可确知为六朝人写本，有可确知为唐人写本，且有可推知为出于南朝或北朝旧本者，要皆传写毛传笺。其中独有一疏本，即孔氏之正义。间有注音，亦皆附丽于诂训传本，是则六朝唐人之诗学实毛郑大一统时期」吾人由敦煌《诗经》卷子可觇六朝唐代诗学之风气。又敦煌《诗经》卷子序文与经文每篇皆相连属置序于每篇经文之前乃承诂训传旧式；写卷章句或在篇前，或在篇后，可知经卷章句，标题前后，初无定式；《五经正义》自唐迄北宋，皆与经注别行。伦敦藏斯四九八号《毛诗正义》残卷，即其旧式；敦煌诗经卷子，有书字于侧者，有注音于侧者，实宋人注疏释文合刻之先河。1979年，将由巴黎敦煌卷子人藏装裱剥落碎片中，披览所得诗经残篇P﹒4072-4及4634-b二篇迻写付印，公之于世，撰成〈敦煌诗经卷子拾零〉。其巨细靡遗，细心认真之研究态度，由此即可窥知。
1986年8月发表〈简论几个敦煌写本儒家经典〉一文，论述极具特色的敦煌卷子P.3573《论语皇侃义疏》残卷及P.3378《诗经注》残卷。P.3573残卷不著撰人，校以知不足斋《论语义疏》知即皇侃义疏之单疏本。南宋以前所传皇疏，并是单疏本，后人始合疏于注。今日本所传皇侃义疏每搀入邢昺正义及他说，且合疏于注之本于皇疏未尽采入割弃者尚多。以P.3573相校，则可发现删去部份。此外从数千碎片中检得P.3573-5，此在重裱前原粘贴于写卷边沿，有题字「仪凤三年十月廿七日于开远」，因疑此为唐高宗仪凤三年(公元六七八)的写本。P.3378《孝经注》残本亦不著名氏，其书杂引故事，发挥经义，所引故事，颇似小说家言。显系《孝经注》之儒生受佛教俗讲风气之刺激，而采取佛教用故事讲经方法注经。
（二）文学
敦煌写卷中之文学作品有历代诗文集，而最具特色，且最受学界关注者则系其中之俗文学作品。先生关注传统诗文集，对于俗文学亦极为重视，举凡敦煌曲子词、云谣集、通俗白话诗、变文、敦煌赋等等，莫不投注相当之时间与心力；既作总结整理，又多开创之论。兹举其要者，述之如下：
英藏S.5478唐人草书《文心雕龙》残卷，仅存〈原道篇〉至〈谐讔篇〉，但为现存最早之本子，至为宝贵。因此自发现以来即深受学者所瞩目，或撰校记，或加题记，不一而足；然以正文章草难识，或未见原卷，或据复印件中有脱漏，致有见所据参差，因疑原卷或有异本。1970年，先生特撷录诸家题记，详列校文，并附原卷摄影，成《唐写文心雕龙残本合校》一书，用以阐明唐写本之胜处，并袪学者莫衷一是之惑，且省读者翻检之劳。
1976年8月，先生赴巴黎参加汉学会议，并进行研究工作，却因航空公司遗失行李之因缘，转而对敦煌《云谣集》此一中国最早词集进行研究。在与原卷细校之后，发现长久以来之诸多问题，并加以解决。如〈凤归云〉二首题为「闺怨」，所以分写在二首词下，罗振玉将「闺」误作「偏」字，乃误「凤归云偏」为词牌名；王重民则以为「怨」字系正文，而误将第一句作「怨绿窗独坐」。先生遂将原卷的全部照片加以影印，附上摹本，并参校各家，作成定本，撰成《敦煌云谣集新书》此一完美的整理方式，遂成董理敦煌文献之法式。
继《敦煌云谣集新书》完成之后，先生披阅法国国家图书馆及伦敦英国图书馆所藏敦煌写卷，每有独到见解，陆续撰文[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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