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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报章杂志，1981年并将其部分成果结集成《敦煌词话》一书。全书计12篇，除〈任二北敦煌曲校录补校〉外，余均发表于1979年到1980年间各报章杂志，以丰富之学养及对敦煌写卷文字独到之诂定功夫，订正了大家对于敦煌曲子词的许多误认、误校与误改，提供敦煌曲子词研究者正确之文本凭借。
若以中国文学立场来评估，全部敦煌卷子，最重要者当是绝传已久之变文。由于变文之发现，解答了中国俗文学上许多疑案，因此自发现以来，即成海内外研究敦煌文学焦点。早期，由于写卷流散，只能依据各国披露之片段进行研究；因此对于变文难有整体而全面之认识，以致称呼不一：或称佛曲，或叫俗文，或称通俗小说，或叫唱文…，直至郑振铎以「变文」称此类讲唱体之俗文学作品，变文始成为中外学者所普遍接受而确定之称呼。但近年来有以此类作品体制、内容、性质不尽相同，因而主张应将不同类型之作品加以区分，不可统称为变文。致有分为词文、故事赋、话本、变文、讲经文等五类，以及押座文附类者。此论一出，咸以为新说而蔚然成风，大有取代以变文称呼敦煌讲唱文学之势。先生对此深不以为然，特于1979年撰成〈敦煌变文新论〉一文，举出《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九提及之《报恩经变》一部，应是《报恩经》之俗讲经文，可见「讲经文」亦可称为「变」。而列宁格勒藏之《双恩记》，内容即《报恩经变》，则变文亦可称「记」；因此「变文是一时代文体的通俗名称，他的实质便是故事；讲经文、因缘、缘起、词文、诗、赋、传、记等等不过是他的外衣。譬如一位某甲，穿着中装、西装、和服、乃至运动衫、游泳衣等等约写真照片，我们不能以服装的不同，而断定这不是某甲的写真照片。变文所以有种种的异称，正因为它说故事时用种种不同的外衣来表达的缘故」。先生高论，实具力挽狂澜之功。
又变文之迻录校勘工作，学者已多所进行，其中汇集变文材料最为丰富者当推1957年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王重民等6人合编之《敦煌变文集》此书一出，顿时成为海内外研究变文之主要依据。全书78篇，资料极为丰富，然迻录校勘却错漏百出，学者据以研究，无端增加不必要之困扰，甚至袭其错漏而产生错误之推论。先生乃以变文集为基础，一一核校原卷，变文集有误，则加以订正，变文集漏脱，则加以补充，遂于1983年完成《敦煌变文集新书》不仅增添旧书以外之新材料，更提出个人之新说法。对于学人研究和参考，提供了方便正确之材料。新书除在《变文集》之基础上加工，订正其脱误外；其于编次上，复按照唐代俗讲之发展过程加以改编，并增收了列宁格勒、台北中央图书馆以及日本龙谷大学所藏的变文8篇，书后更附录有〈敦煌变文论文目录〉、〈敦煌变文新论〉及「图版」，成为继《敦煌变文集》而为研究变文者之主要文本依据。
又敦煌变文中有「押座文」一类，历来学者如向达、孙楷第、那波利贞、金冈照光等均曾详加研究，然其名义、性能，各家说法颇多歧异。先生特据敦煌卷子中十二个押座文及P.3770、P.3849、S.4417三个俗讲仪式卷子，以探讨押座文之名义与性能，分析押座文之类别，并廓清缘起一类的变文和押座文之溷淆。
在敦煌诗歌方面，先生发现王重民《补全唐诗》误认与未能辨认之字，为数颇多，乃据原卷一一详加校订，于1981年撰〈补全唐诗新校〉一文，希望使据敦煌残卷补全唐诗之工作能更臻完善。又敦煌写本白话诗人王梵志及其诗篇是海内外敦煌诗歌研究的热门论题。张锡厚的《王志诗校辑》一书出版，成为学界之主要参考，然张辑颇有讹误，致失王梵志诗原貌，影响极深。先生特据原卷，进行更精细、更正确之考订，于1984年发表〈简论「王梵志诗校辑」〉及〈《王梵志诗校辑》读后记〉，订正张辑中许多误认。大大恢复了王梵志诗之原貌。
此后又发表了〈王梵志出生时代的新观察----解答全唐诗不收王梵志诗之谜〉及〈敦煌王梵志诗新探〉，针对王梵志生平事迹，仅见于《桂苑丛谈》、《太平广记》之记载，许多研究者均将其视为神话式之记载，特举陆羽之身世与戴震「十岁始能言」为证，认为王梵志乃一弃婴，《桂苑丛谈》中王梵志出生隋代之记载可信，并证以P.49987号〈王道祭杨筠文〉而推知王梵志出生时期，最迟在隋代晚期，甚至可能在隋文帝初年，编《全唐诗》者，认定王梵志是隋代人，此乃《全唐诗》编者不收录《王梵志诗集》之真正原因。
〈秦妇吟〉，乃唐．韦庄以诗记黄巢寇乱以来之实录，其诗万口传诵，后世失传，现幸敦煌石室写本尚多，千载之下，赖以保存不坠，自王国维开始，从事校勘，先后笺释、校注者甚多，然统观诸校本，文字颇多分歧，笺释复多异说，先生有感于比，乃遍观今存16件写卷，博稽众议，细核原卷，校定异文，手写一遍，并撷录诸家注释，兼陈己见，于1984年成〈敦煌写本秦妇吟新书〉。
对于敦煌写卷中的唐人诗集，王重民曾作了相当多之整理工作，其中P.2555号为唐人佚诗七十二百，王氏逝世后，夫人刘修业交由弟子白化文等整理，以舒学之名发表，题名为「敦煌唐人诗集残卷」，而以为此七十二首诗乃中唐时被吐蕃俘虏之敦煌汉人所作，因此一般称之为陷蕃诗。而后研究者不少，然由于写卷复杂，诸家校录文字未尽精审；为不使贬损陷蕃诗人之价值，先生特披阅原卷，重加校定。自1979年起，先后发表了〈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研究〉、〈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测〉及〈续论敦煌唐人陷蕃诗集残卷作者的新探测〉等三篇，论证卷中作者马云奇实非陷蕃诗作者之一，并对马云奇〈怀素师草书歌〉加以考证，考明怀素生卒年岁与交游，推断马云奇之年龄，判断〈怀素师草书歌〉与后十二首风格不同，肯定马云奇在江南送怀素之作品非陷蕃诗；并指出真正陷蕃诗之作者则是落蕃人毛押牙。
敦煌文学之研究以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最受学界瞩目，相较之下，敦煌赋则乏结集董理。先生对此每兴沧海遗珠之慨，因于1978年将分别庋藏于各地之敦煌赋写卷，巴黎十三件十三篇、英伦四件五篇，去其重复，共得十五篇，一一检阅原卷，细心推勘，力索冥搜，得其文理，汇钞合校，写成〈敦煌赋校录〉，此实敦煌赋之第一次结集。自此，敦煌赋之风貌始大体可观。文中并阐明文辞好采口语、内容多写实事等敦煌赋之特色。
（三）、佛教典籍
巴黎藏P.3747为唐前写本。王重民考证为《众经别录》之残卷，而其叙录却误作P.3848。先生以为王氏叙录虽有小疵，然考定此为刘宋时《众经别录》则确然无疑。1979年，先生于巴黎细校此卷，益加确信王说无误。特手录全文，撰成〈敦煌写本《众经别录》之发现〉，除辨明P.3848非《众经别录》之谜外，更论述「《众经别录》每经详辨其文质者，意在因文以明道；每经必揭其宗旨者，期明道以笃行。研精教乘，熟有先于明道者！然则此录之特色，不独诸录之所无，抑亦诸录之所不及，是此卷之发现，得不谓为经录一大发现欤！」 敦煌本《六祖坛经》记录六祖自说求法经过，有「人即有南北，佛性即无南北。獦獠身与和尚不同，佛性有何差别。」丁福保《六祖坛经笺注》解释说：「獦音葛，兽名，獠音聊，称西南夷之谓也。」自来均以六祖为「獦獠」，是西南夷的少数民族之一。潘先生以为「獦獠」连为一词，盖始见于坛经写本，惟非为西南夷之一种，乃田猎之獠夷。因于1992年撰〈敦煌写本《六祖坛经》中的「獠」〉一文，列举诸史皆不见「獦獠」之名号，而「獦獠」一词，又惟见于写本之《六祖坛经》。若如丁福保之解，是五祖轻鄙獠族有异于常人，揆之祖师悲心无乃不类。故「獦」字实乃「猎」之俗写，并以敦煌写卷《父母恩重经》、《正名要录》等证明「獦」确为「猎」字，獦獠即猎獠。獠夷常事田猎是六祖曾长年过着猎人生活。
《六祖坛经》为中国人撰著佛教典籍而被唯一称为「经」的一部。以往通行本是明藏本，敦煌本《坛经》发现，使《坛经》研究进入一新阶段。但近代中、日学者，咸以其书写文字与后世不同，而认为是抄写讹误，甚至鄙视之为「恶本」。先生以为敦煌写本使用文字乃当时通行文字，于是广泛征引敦煌俗写文字之例证，撰成〈敦煌六租坛经读后管见〉发表于1992年。文中说明敦煌本《坛经》，不但不是近代学者眼中心中之「恶本」；而且还是接近于六祖原本之抄本。并详举力证驳斥胡适之主张《坛经》为神会伪造之说，论据确凿，极见功力。
敦煌写本《坛经》只有一万二十字，惠昕本则有一万四千字，而明藏本竟增至二万一千字，足见后世坛经版本，不乏后人增补。近代发现之敦煌本，正可让世人重睹《坛经》原貌。唯以敦煌本俗写文字不易确认，致使真本不彰。1991年先生以年近九十的高龄，于两次开刀后，发心据北京8024号、英伦S.5475号、敦煌博物馆及大谷光瑞等之敦煌本《坛经》，细为校定，并工楷手录定本，力求恢复《坛经》原貌，以提供研究禅宗历史与《坛经》者重要而正确之数据。「凡兹所为，惟欲破除读敦煌《坛经》的文字障，俾百世以下，读者如亲聆大师音旨。」其用心可知。 （四）语言
敦煌写卷中有关语言之数据，最多也最早受到注意的则推《切韵》残卷。早期王国维即曾得到法国巴黎藏三件《切韵》残卷之照片，并加以临摹，而刘半农留学巴黎，亦曾抄入《敦煌掇琐》而规模最大者则是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四巨册。1967年，先生于巴黎国家图书馆研究时，因见邻座日本马渊和夫教授正以原卷校对姜亮夫《瀛涯敦煌韵辑》，心想姜书中每卷均经临摹、抄写、拍照，回国又重新校对，尤其指出了王国维错误二百五十余条、刘复讹误二千条，应是精密之作。然在好奇之下，尝试的选择该馆所藏最重要之一份《切韵》残卷P.2129号卷子，与姜书进行对校，却意外发现原卷『刊谬补缺切韵序，朝议郎衢州信安县尉王仁昫字德温新撰定』，姜书不但漏抄，更在序文前擅加『王仁昫序』四字，而将原可解决《切韵》作者问题之最重要证据给抹去，叫人大感吃惊，于是决心通校姜书，直至1969年，写成《瀛涯敦煌韵辑新编》一书，諟正姜书错漏不下二千条。
其后龙宇纯曾撰《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校记》一书，针对姜书失收之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S.6187、S.5980、S.6176、S.6156、S.6012、S.6013等十二片进行校订。1983年先生取龙氏校记，对勘原卷，颇有订正之处，依新编之例，撰成〈龙宇纯英伦藏敦煌切韵残卷校记拾遗〉。又因获不列颇博物馆典藏者之助，以原卷拍照，清晰远胜龙氏所据微卷影片，特复印附后，可供学者参核。
（五）文字
先生以为敦煌学研究，「目录是门径，文字是基础」。由于敦煌写本文字存在字形无定、侃旁无定、繁简无定等紊乱现象，造成读卷人莫大困扰；因此研究敦煌写卷文字与文书解读实为首要之务，特将其数十年披阅写卷，解读文书的经验，撰成〈敦煌卷子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研究〉一文，将写卷中俗、讹、繁、简等复杂问题归纳出字形无定、偏旁无定、繁简无定、行草无定、通假无定、标点符号多异等条例，并列举变文、曲子词等敦煌俗文学写卷的书写文字相互印证，说明敦煌俗写文字与俗文学之关系，成为研究敦煌俗文学必备的条例。为协助研究者解除俗写文字之迷障，特于1978年鸠集学生编纂《敦煌俗字谱》以为导路之明灯。此编虽仅就当时所能掌握的敦煌写卷复印件数据，台北中央图书馆藏一四四卷及《敦煌秘籍留真新编》所收之法国巴黎写卷复印件为主，以原卷复印件剪贴编纂，所录俗字虽为数不多，但文字条例已具，序文对俗字发展说解尤为精到，观念尤为清晰，对敦煌文书的解读，极具贡献。
其后先生更发现辽．行均编《龙龛手鉴》一书，系根据写本编纂而成之字书。此是先生在学术上的另一项重大发现。他认为此书应系辽僧行均根据写本《佛藏音义》编纂而成，而其所据文字正与敦煌写本相同，均是俗写文字之渊薮。唯此书历代评价不高，甚至有直视为废书者。清儒如钱大昕、李慈铭、罗振玉等，多误解此书，而未能给予正确的评价。然先生则以为其情况正与敦煌俗写文字混乱之情形一致，足证行均是据当时流行的写本加以编纂，因此此书正是校读敦煌写卷的工具。为使便于翻检，特于1980年鸠集学生重加编纂，成《龙龛手鉴新编》。标举「正、俗、通、古、今、或、误」等字例，确立字头;编纂索引，以便检索，末附「龙龛手鉴敦煌写本字体相同表」以资参考。此论一经发表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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