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选拔官吏的依据，应无疑义。
其次，东吴中正职掌区别人物，铨定九品，虽然史料不多，但也并非全然无征。如前引潘濬将荆州大公平称为“州里议主”，说明大公平的职责就是主持乡里清议，区别州郡人物。又谷朗先后担任桂阳郡中正、荆州大中正，碑文称其“平衡清恪，彝伦攸叙”，也是称赞他能够公平地品评人物、选拔人才之意。另外，据《通典》卷三二《职官一四》“中正”条云：“魏司空陈群以天台选用不尽人才，择州之才优有昭鉴者除为中正，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州郡皆置。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这里既说曹魏中正的职责是“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其下复云“吴有大公平，亦其任也”，可见东吴所置大公平及其州郡中正，其职责也是“自拔人才，铨定九品”，即与魏制相同。 其三，东吴中正职掌区别人物，铨定九品，还有一事可资证明。据《三国志·吴书·朱治传》注引《吴书》：
（治子）才字君业，为人精敏，善骑射，（孙）权爱异之，常待从游戏。少以父任为武卫校尉，领兵随从征伐，屡有功捷。本郡议者以才少处荣贵，未留意于乡党，才乃叹曰：“我初为将，谓跨马蹈敌，当身履锋，足以扬名，不知乡党复追迹其举措乎！”于是更折节为恭，留意于宾客，轻财尚义，施不望报，又学兵法，名声始闻于远近。
按朱治丹杨故鄣人，曾随从孙坚、孙策、孙权征讨刘繇，佐定东南，功勋卓著，黄武元年（222年）封毗陵侯，次年徙封故障，黄武三年（224年）卒。本传称：“子才，素为校尉领兵，既嗣父爵，迁偏将军。”则朱才为校尉领兵及“乡党追迹其举措”之事，约发生在黄武初年至三年问，且与孙吴将九品中正制移植于江南的时间大体吻合。值得注意是，《吴书》所谓“本郡议者”，并非是泛指乡党舆论，而是指本郡中正即丹杨郡中正而言，这与前揭潘濬将荆州大公平称为“州里议主”，其意略同。然则，何以朱才已出仕为官，并“屡有功捷”，而“乡党复追迹其举措乎”？其中道理，实与东吴中正主持乡里清议，并负责铨定乡邑士人的品第有关。一般说来，在九品中正制建立之后，凡未仕之人皆须先接受中正品评，获得一定的品第，以便取得入仕为官的资格。而对已仕之人而言，由于他们在出仕之前已经获得了中正品第，故乡党舆论的追踪考察多是例行公事，除个别人因“言行修著”或“道义亏阙”［5］其品第偶有升降外，多数人的品第仍会维持原状，不会出现大的变化。但是在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情况则较复杂。一方面，一些人在制度创立之前即已仕进为官，因而他们并没有获得中正品第，而为了仕途发展计，他们又必须取得中正品第，以便作为日后吏部铨选和官职升迁的依据。另一方面，作为补救措施，州郡中正也有责任根据乡党舆论的意见，对已经出仕为官者予以重新考察，并给予他们一定的品第，以便与现行选官制度相符。但问题是，对于那些自幼生活于乡闾，且其道德品行为乡党所熟悉者来说，由中正考察乡论并为之定品，自然是件轻而易举之事。可是对于像朱才这样的勋臣子弟而言，由于他们自幼交游于贵戚间，不与乡里相沉浮，其道德品行不为乡闾所知悉，故而中正也无从考察乡闾舆论的意见，并据以为之定品。所以，业已仕进为官的朱才在被“乡党追迹其举措”之后，“更折节为恭，留意于宾客，轻才尚义，施不望报”，正是为了博取乡党舆论的好评。而所以如此，还是由于中正定品必须访询乡闾意见的缘故。类似的情况在曹魏初年也同样存在（注：据《三国志》卷二一《魏书·王粲传》注引《魏略》云：“（吴）质为单家，少游遨贵戚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诸军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曰：‘我欲溺乡里耳。’”按吴质兖州济阴人，建安十九年初仕朝歌长，后为元城令。因其自幼不与乡党相交结，故自九品中正制创立直至魏明帝太和年间，犹“不为本郡所饶”，一直没有得到中正品第。这是曹魏九品中正制创立之初，一些业已仕进为官者仍需经过乡间评议，方能获得中正品第的例证。），不独东吴为然。这表明在东吴推行九品中正制之初，一些已经仕进为官的人仍然面临着重新接受中正定品的问题，而且是个普遍现象。同时它也说明，东吴所置州郡中正，其职责就是区别人物，评定九品，即与魏制全同。
总之，东吴在仿效曹魏中正制度的同时，也同样实行了九品论人之制。这样，我们就可以回过头来探讨东吴户调分为九品的问题了。前已述及，西晋颁布的“户调之式”，业已采用了“九品相通”的征收方式，后来北魏的户调征收亦沿用此制。据《魏书·食货志》载北魏前期户调制云：“先是，天下户以九品混通，户调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又入帛一匹二丈，委之州库，以供调外之费。”同书《世祖纪》上载拓跋焘太延元年（475年）十二月诏书亦曰：“若有发调，县宰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裒多益寡，九品混通，不得纵富督贫，避强侵弱。”所谓“裒多益寡”，即取有余以补不足之意；而“九品混通”，则是指地方官府先将征收的户调定出一个总数，然后召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依照贫富差别将民户评定为九等，富户多纳，贫户少纳，贫富通址，以共同完纳赋税定额。这样一种按照贫富差别分别交纳户调的征收原则，不仅可以确保国家的赋税收入，而且对于扶持贫困农户和促进小农经济的稳定发展都是有利的，因而为西晋、北魏历代政权加以承袭。值得注意的是，从长沙走马楼吴简中所反映出的情况看，这种按照贫富差别分别交纳户调的征收原则，在东吴初年已经形成确立，而且在征收户调时已付诸实施。如前列“其八十四户下品之下”简文，就表明这些“下下”之户已被地方官府“书为公赋”，并按“九品相通”的原则交纳应负担的户调。而从“口女户下品之下不任调”的简文看，则又表明东吴初年对于家无男丁的“女户”，还有“不任调”亦即不征收户调的特殊优待。然而，要做到区分户等，裒多益寡，一个重要前提就是须制订出一种简单易行和宜于操作的评定办法来，而东吴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恰好为其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重要依据。这一方面因为曹魏的户调制只是按户征收实物，而无将户等分为九品之法，另一方面还由于东吴初年已将九品中正制移植于江南，并在选官实践中付诸实行，这不仅为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的作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参考依据，而且也使其将九品论人之法具体地运用并嫁接于户调制度成为可能。再加之曹魏、孙吴是同时并立的两个政权，而且后者仿效、借鉴、变异魏制之处甚多。如曹魏实行屯田制，吴亦有之；曹魏推行士家制，吴亦行之；曹魏设置校事官，吴亦置之；曹魏推行户调制和九品中正制，吴亦模仿并借鉴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因此，东吴在实行户调制的同时，又将九品论人之法运用于评定户等和户调征收，自亦不足为怪。要之，根据上述事实，我们有理由认为，东吴将户调分为九品征收的作法，既是综合曹魏的户调制度与九品中正制度而来，又是在借鉴魏制基础上进行的一次变革与创新，同时它也确立了户调分为九品征收的新模式，实开后代户调采用“九品相通”原则之先河。
综上可知，三国时期，建立于江左的孙吴政权不但善于学习和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而且还善于将别人的成功经验与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具有一种大胆吸纳的开放胸怀和勇于变革的创新精神。东吴借鉴曹魏的户调制度，并将九品中正制中区别人物、评定九品的方法成功地运用于户调征收，就是一个典型的范例。
【参考文献】
［1］高敏主编.魏晋南北朝经济史：下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2］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A］.魏晋南北朝史论丛［C］北京：三联书店，1955。
［3］张旭华.东吴九品中正制初探［J］.郑州大学学报，2001，（1）。
［4］唐长孺.东汉末期的大族名士［A］.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C］.北京：中华书局，1983。［5］杜佑.通典·选举二·中正条［M］.北京：中华书局，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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