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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书家》第8辑载王涛《长安残书见精神》一文，谈到作者收藏的两张灵签残片。王涛先生本人认为，这两张灵签残片是明初或者比这更早的刻本。文中附有这两张残页的照片。看到后，使我想起多年前买到的一部同类读物的石印复制本。检出敝藏相互比勘后发现，王涛先生的灵签残片，与寒斋所藏石印本灵签的底本，应属同一版本。在此谨借用《中国典籍与文化》一块版面，叙述有关版刻事项及相关历史问题，与王涛先生交流。
我得到的这部石印本灵签，是由民国时的大藏书家徐乃昌印行于世的。其法式是以五枚卜钱占卜。卜钱正面分别铸有金、木、水、火、土字样，统称“字”，背面则空白无文，统称“幕”，卜时或字或幕，字者又有金、木、水、火、土之别，相互排列组合，共得三十二种样式，每种样式各为一种卦象。此石印本灵签书前较原刻本增印有“印光法师法语”，说明占卜方法云：“欲决疑者，若原供有菩萨像，则于像前焚香礼拜；若无，则即向此课本焚香礼拜。取五净钱，在香炉上熏过，心中默祷所问之事，按下所列之偈，并念菩萨若干声，将钱掷于桌上，按次查是几字几幕，照刻本查是何卦，即得其所示之兆。”据此则似乎也允许使用普通商用制钱，只不过按照它掷出后的排列次序一一对应为金、木、水、火、土即可。
卦签中每一种卦的版面构成形式完全一致：首为一帧象征卦义的图，次序号，次卦名，次卦象，次等第，次五言四句偈语并西江月一阕，释卦义，相当于“象辞”。如第一卦，卦名“升进卦”，卦象为金、木、水、火、土五钱皆字，等第属“上上”，其“象辞”释曰：
彩凤临丹阙，灵龟降吉祥。
祸除福禄至，喜气自洋洋。
此卦求财大吉，正宜出入欢娱。官词口舌并消除，病人起离床席。
求官目下成就，行人早晚还归。祸除灾散福盈余，最喜高明富贵。
如此三十二卦有版画三十二幅，加上卷首、卷尾各另有观音、韦陀像一帧，全书共有版画三十四幅。画面线条镌刻流畅，不工不拙，适得其宜，以雕版技艺而言，自是上乘佳作。除此之外，在“象辞”的上方或末尾，还点缀刻有类似今日书报刊题花、尾花之类的装饰小图画，这至迟是明代以来佛经刻本中常见的装饰，据云均为佛家法器或者圣物。
前面提到的“印光法师”，是民国时上海、苏州一带的著名净土宗僧人，这个石印本在书前还缀加有印光法师所撰《观音感应灵课石印流通序》一篇，交待印行缘起，系“因徐积馀居士与其夫人，得前明古本，石印千卷，以结净缘”。“积馀”为徐乃昌字，是民国时居住在上海的大藏书家，其夫人马氏，名韵芬，乃昌有藏书印，并刻夫妇姓名，这些都是喜好藏书的人熟知的事情。但是徐乃昌夫妇在这部灵签末尾题记中的署名，恐怕没有多少人见过：
佛弟子徐长庆同妻马契圆，喜捨净财，发心印造《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一千卷。以斯功德，上愿四恩总报，三幛顿消。扬教诲之波澜，遍周沙界；作人天之眼目，广度含灵者。岁次元黓涒滩观世音菩萨成道日谨识。
这长庆、契圆，估计是徐乃昌夫妇在家修行的法名。“元黓涒滩”为壬申年，即公元1932年。徐氏生于同治七年（公元1868年），卒于1936年，印行此书时已六十多岁。人到暮年，容易找寻外在的精神寄托，取个法名，居家修行，是很自然的事情。此石印本内封面系倩沪上著名书画家海云楼主王震题写。王氏与徐乃昌行年相若，当时也已年过花甲，笃信佛法，有法名曰“觉器”。这在当时，是闲散文化人士的一种风尚。
海云楼主王震题写的内封面，与徐乃昌夫妇题记中的叙述一致，将书名题作“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原本正文卷首没有篇名，仅篇末题有“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 终”字样，徐乃昌等都应当是依据它来确定书名的。但这是否为原书正名，还不能完全确定。这是因为古书卷尾所题书名，时常有用简称的情况。《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有两种明抄彩绘本观音灵签，题作“南无大慈悲灵感观世音菩萨三十二课”，与此本三十二种灵课的情况正相契合，二者很可能为存有源流关系的同一种书籍，而书名之孰是孰非现在还不宜遽然确定。日后暇时，取以比勘，方可明晰。
王涛先生推断他获得的灵签残页为明初或比这更早的刻本，意即可能为元代刻本，这很大程度上应是受到其版刻“字体类赵孟頫体”的引导。其实明初或元浙本的所谓赵体字，一般比这要更为硬劲，只有明永乐北藏的佛经，字体与其相类。据石印本卷末原书题记，知此本刊刻于明万历年间：
大明中宫皇后，每斋沐焚香，捧诵《观音灵课》，时为社稷卜岁丰，祈太平，屡屡感应。遂命鋟梓，印施百卷，以便臣民决疑，令预趋吉避凶，阐明法宝，慈泽后人。愿宫闱清吉，海宇万安，雨露均调，仁凤休作。愿我佛灵课，惟诚信以来格，佑为善以先知，苟渎慢不敬者占之，反至尤焉，尔其钦哉！
时万历壬辰春王正月十五日吉，刊于大乘禅寺，计板二十二块，竟请京都衍法寺，便流行天下也。
其刊印年代虽较王涛先生的判断要晚很多年，但是却并不因此而减损这两张残页的价值。这是因为检覈《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不见著录此书；徐乃昌当年所得全本，今下落不明，其或已毁失不存，亦未可知。所以不惟王涛先生手中的残页，作为万历原版，具有无以替代的文物价值；就是敝人篋存之石印本，也因完整保存此书内容和面貌而差近于原本，值得珍重收藏。当年徐乃昌虽印行多达千册，但是这种书不受读书人的重视，一般求神问卦的人也不会特别留意护持，加之印书纸张脆软，容易破碎，护持保存直到今天的估计已经非常稀少。
这部书之所以值得珍重，是因为它除了研究占卜史和版画史的资料价值之外，还与万历年间的一大政治事件具有密切关系。
了解一点明代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在万历年间，围绕着“争国本”问题，宫闱内外，朝廷上下，展开过一场激烈而又持久的争执。对此，清初人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一书中列有专节详细叙述，感兴趣的人自可取来阅读。
所谓“国本”，是指册立太子。明神宗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万历帝朱翊钧，其皇后王氏身体多病，终生未能生育子女。另有恭妃王氏，生子常洛，为万历帝长子，后来袭位为光宗，年号泰昌，做了不到一个月的短命皇帝，便一命归西；贵妃郑氏，生子常洵，为万历帝第三子，后来封为福王，明末在开封被李自成统领的陕北农民军抓住，杀掉煮成汤喝了“福禄”酒。王恭妃虽生子在先，却不讨万历帝喜欢，而郑贵妃则深受宠幸，且与万历帝相亲相爱，终生不渝。由于宠爱郑贵妃，万历帝就想册立她生的儿子朱常洵为皇太子，可朝廷中一帮重规矩讲法度的大臣却不答应，他们认死理说立储是关乎“国本”的大事，含糊不得，必须长幼有序，遵依从前惯行的程序优先册立长子。于是自万历十四年二月朱常洵降生一个月时起，即大致以万历帝和郑贵妃为一方，以朝廷中很大一部分自以为护持国家根本秩序的大臣为另一方，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坚韧拉锯战。万历帝想立常洵，大臣们不答应；大臣们认为应及早册立常洛，万历帝就挖空心思找出各种托辞来搪塞拖延。双方一来一往，僵持对立长达十五年之久。
在这期间，万历帝虽采用各种手段来压制上书进言的臣僚，或降或削，或杖或戍，威势不可谓不强，无奈这班人竟前仆后继，毫不退缩，《明史·后妃传》谓“章奏累数千百，皆指斥宫闱”。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底，实在无法继续拖延下去时，万历帝才不得不屈从于臣下，于是朱常洛得以成为东宫皇储。对此，清代初年的历史学家谷应泰不由得感慨说：“自古父子之间，未有受命若斯之难也！”（《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以帝王之尊而屈服于臣子，不能不心怀深怨大恨。按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的看法，万历帝之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不补中外缺官等种种荒怠朝政的乖异举动，都是他对臣僚的报复行为。
在这场争执当中，皇后王氏表面看起来置身局外，不论立长立幼，都不关她什么事情。可是实际上却直接威胁到她的地位甚至性命。王恭妃与郑贵妃虽同为妃嫔，但王氏之得幸生子仅缘于万历帝一时寻欢作乐，皇帝对她并没有多少感情，立恭妃子常洛，不会马上对王皇后的地位构成太大威胁，而且恭妃的儿子常洛一直由她带在身边养育，她对常洛“调护备至”（《明史·后妃传》），即使常洛登基，也不至于对她构成损害；而郑氏不惟深受皇帝宠爱，且已进封“贵妃”，依明朝制度，“内廷嫔御，尊称至贵妃而极”（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列朝贵妃姓氏”条），位距皇后，仅一步之遥，若其子常洵被立为太子，郑氏很可能随后就取代皇后的位置。
这绝不是毫无根据的揣测。明代宣德、景泰、成化、嘉靖四朝都有过废除皇后的先例，就是先废皇后，后立太子，也不是不能实行，而且施行起来似乎更为容易。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三“今上笃厚中宫”条记载说，万历二十八年即册立常洛为太子之前一年，京师盛传皇帝故意裁减皇后食用服侍，致使皇后久病濒危。若王皇后身故，郑贵妃继承后位，常洵便可依据朱元璋定下的立嫡不立长的原则，取代常洛，成为太子。万历帝闻流言大怒，内阁次辅沈一贯在劝慰他时讲到，“今日之谤，十年前已鼎沸”，说明万历帝因立储一事欲加害于王皇后的流言，早在万历十八年时，就已广为传播。纵使万历帝圣德仁厚，绝无加害之意，也说明客观上这是解决这场政治争执的一种自然选择。
万历帝是否真的要害死皇后？宫闱密事，几百年后的今天，真相已难以确知。不过万历十八年时要废掉皇后的传言，却是事出有因。
原来在万历十八年正月和十月间，先是有申时行、许国、王锡爵、王家屏四位内阁大学士也就是明朝事实上的宰相、后又有吏部尚书朱纁率领群臣、以及礼部尚书于慎行，先后几次上疏，请求马上册立东宫，确定皇长子常洛的太子身份。这几次表态，非常严重，从地位上看，出动了几乎所有最高文职长官；从规模上看，是朝廷官员的集体性示威。因此，万历皇帝不能等闲视之。在强大的压力面前，迫不得已，万历皇帝答复说，他讨厌臣僚们不停地上疏激扰，离间他和常洵父子，假如明年谁也不再拿这件事来烦扰他，他就一定会按照大家的请求，在后年亦即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册立典礼。
需要说明的是，这是采用了《明史》申时行、许国、王家屏、罗大纮传的说法。万历帝允诺的册立时间，其它史籍如《明史纪事本末》中另有记载是在万历十九年。申时行、许国、王家屏当时均位居内阁大学士，是最主要的当事人和最近密的知情人。《王家屏传》记述说万历帝先是允诺在万历十九年冬确立储位，王家屏担心口说无凭，万历帝随时可能变卦，于是起草诏谕请皇帝颁布，以留下公开的字据，造成既成事实。万历帝不答应，并改口说改在万历二十年春举行册立典礼。这一变化，应当就是史籍中万历十九年和二十年两种不同记载的来由。
尽管王家屏当时没有如他所希冀的那样拿到皇帝允诺册立的诏谕，但他还是施展政治智慧，成功地把这一约定透露出去，由礼部尚书于慎行“通行南北诸司”（《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八年十月辛卯条），使之成为万历皇帝向所有臣民做出的正式保证。
早在万历十四年大臣们最初提出册立常洛为太子的时候，万历皇帝就明确表述过没有不立常洛的意思，后来又再三申明在皇后无子，诸子均为庶出的情况下，他完全认可“长幼自有定序”的皇位继承原则（《明史·王如坚传》。《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八年十月丁亥条），所以对举行册立典礼，他就应该早有考虑，可是现在为什么一定要拖到两年以后去办呢？这实在耐人寻味。
后来万历二十一年的时候，在群臣连续不断的催促下，万历帝才亲口透露出一丝端倪。他说：“读《皇明祖训》，立嫡不立庶。皇后年尚少，……数年后皇后无出，再行册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王皇后若果然能够生育皇子，自然皆大欢喜，不过查继佐《罪惟录·皇后列传》称王氏因体弱多病而不能生育，况且纵使身体允许，生不生孩子，也由不得她自己做主，刑科给事中王如坚就直截了当地拆穿说：“天地之交[1] [2]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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