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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常泰，欲后嗣之繁难矣！”（《明史·王如坚传》）
既不指望也根本就不想让王皇后生育，那么万历皇帝打的到底是什么主意呢？请注意《罪惟录》记载说皇后王氏体质很差。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讲到：“后贤而多病。国本之论起，上坚操立嫡不立长之语。群疑上意在后病不可知，贵妃即可为国母。”（见卷七五《争国本》。又夏允彝《幸存录》“门户杂志”条所记略同。）原来万历皇帝是在等待王氏病死。王氏身体本来就相当孱弱，按照《万历野获编》记述的传言，在这时再通过撤减食用服侍等方式施加虐待，促其速死，大概万历帝估计，她怎么也拖不过一两年的寿数，这便给郑贵妃入主后宫正位预留出了必要的时间，所以才会答应在万历二十年为常洛举行册立典礼。
不过万历皇帝对待王皇后毕竟还是宅心仁厚的。他不愿向臣僚们承诺一个确定的立储时间，实际上是因为没法确定王氏的身体能够支撑多久。他清楚知道只有王氏病故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却无意采用最卑鄙残酷的手段加害于她。一定程度的精神与物质生活条件的虐待容或有之，但终其一生，万历帝对王皇后始终未动杀机，这一点也应该可以肯定。不然，想让她什么时候死就什么时候死，何不爽爽快快地定个虚假的册立典礼的日子去糊弄大臣们呢？
不过这些都是几百年后我们作为事后旁观者所做的判断，身当其事的王皇后可不敢这样乐观。自古天意高难测，生杀予夺都不过是万历帝一念之间的事情。她需要做好准备来应对最坏的局面。册立太子的时间既已公布，极度的危险也就向她直面扑来，生命的倒计时马上随之启动。可以想见，处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皇后王氏的心绪该是何等惊惶，何等恐惧。
那么，面对这一生死攸关的重大威胁，皇后王氏对待周围的环境又是怎样一种心态以及她又做了怎样的应对呢？
史籍中对于神宗王皇后其人没有留下多少记载。《明史·后妃传》只记述说她“性端谨”，也就是老实规矩，深得神宗生母孝定李太后的欢心，不与郑贵妃计较争宠；傅维鳞在《明书·宫闱纪》中除了“端谨”之外，则又增加了“聪颖”二字评语。作为她“聪颖”的具体表现，傅维鳞列举了两桩事情。一是暗自留心收下皇帝留中不发的奏章，以后遇到皇帝处理相关问题时，“则随取所奏上之，毫无错谬”；二是善于处理后宫内部的问题，“调剂之不使乖”。由此看来，她并不是一个完全老实巴交、遇事束手无策的女人。万历皇帝如此怜爱郑贵妃而又始终未能让她取代王氏的皇后位置，恐怕与王氏善于自处要有很大关系。只是以前我们在史籍中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她如何应对废位危机的直接的记载，而这部万历刻本《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恰恰透露出一些相关的迹象。
了解到上述历史背景，我们可以一下子清楚地看到，王皇后出面刻成这部《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的“万历壬辰春正月十五日”，正是万历帝与臣下约定的册立东宫的期限马上就要到来的时候。这部书无论字迹还是插图，都镌刻得相当精致，这需要花费一定时间，所以其动工开版的日期需要向前推溯到万历十九年底。对于王皇后，这可以说是“大限”即将降临的时候。
虽然在这之前，由于工部主事张有德在万历十九年八月莽撞呈请皇帝准备翌年的典礼仪式物品，致使万历帝找到借口，降旨毁约，将“册立之事，改于二十一年举行”（《明史·王如坚传》，又《明史·申时行传》），但群臣并没有放弃先前已经争取到的目标。第二天，告假在家的内阁首辅申时行，就密疏“请申前谕明春册立之旨”；工部尚书曾同亨也在同日“请明春册立，毋改期”。因申时行告假而在朝主持政事的次辅许国，与位居第四的内阁大学士王家屏，看到情况紧急，“虑事中变”，于次日“仓卒具疏”，“引前旨力请”“明春册立” （《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九年八月癸丑、甲寅条。《明史·许国传》。《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九月，内阁次辅许国上书引退，同时敦请皇帝，册立太子事要“仍明春如期勿改”（《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九年九月己巳条）。到年底十二月初，先前努力争取到万历皇帝建储允诺的大学士王家屏，因次辅许国、首辅申时行先后引退，三辅王锡爵省亲回家，这时已经成为内阁首辅，他又一次就此上疏，“力请践大信”，遵依前约，在“明春建储”。当时因“册立期数更，中外议论纷然”，王家屏劝慰皇帝说，只有如约册立常洛为太子，方能够“塞道路揣摩之口”，反映出人言汹汹，朝廷内外俱已进入焦点时刻（《国榷》卷七五神宗万历十九年十二月甲午条。《明史·王家屏传》）。
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刊印这样的灵签，其题记中所说的“以便臣民决疑，令预趋吉避凶”的刻书动机，毫无疑问，完全是讲给她自己听的，即她想通过施财刊印《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来为自己祈求神灵的佑护。
看破这一动机，我们就可以明白，皇后王氏正是利用这篇刻书题记，向神明也向世人，清楚袒露了自己的急迫心愿。揣摩题记中的每一句话，其实都有特定的指向，耐人寻味。特别是“愿宫闱清吉”一句话，直接针对她所面对的紧迫威胁。“诚信以来格，佑为善以先知”，是在为自己祈福，相信观世音菩萨一定能够预先佑护自己这样“为善”的人平安如意；而“苟渎慢不敬者占之，反至尤焉。尔其钦哉”这两句话，已经是破口大骂，是在赤裸裸地诅咒和警告郑贵妃，让她小心点儿：像她这种为人行事渎慢神灵的人，用观世音灵签占卜，只会招来灾难！——如此生动的心态记录，能不珍视？
前文谈到，傅维鳞在《明书》中描绘王皇后是一个“聪颖”的人，很善于处理事务。粗看上述题记的内容，她刊印这部《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除了直接为自己祈福之外，似乎只是想借机发泄一下愤恨，其实事情并不这样简单。
王氏的家族没有显达的背景，可以倚重。据黄宗羲讲，皇后王氏本姓黄，著籍浙江馀姚，与黄宗羲同宗。明初因逃避勾补军伍之苦，馀姚黄氏始改姓为王，至成化年间，又恢复本姓；而王后祖上一支，已在此前充军入京，故一直冒用王氏未改。王后先祖名王蕴，充军入京后，累积军功至锦衣卫百户，其后世所居官位、身份，相继有教授、镇抚、太学生等，均微末不足道（《南雷文定》前集卷一一《书神宗皇后事》）。在这种情形下，她唯一可以借重来保护自己的力量，就是朝廷里那些一心反对郑贵妃专宠的臣僚。可是作为皇后，她深居后宫，无法直接与外界沟通联系。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她需要向外界发出一定的声音，表明自己的存在、处境和心迹，以进一步唤起官员们对她的关注和同情。祈福泄愤，都会直接招致或强化人们对她个人存废安危的关注；而她在题记中讲自己过去“为社稷卜岁丰，祈太平”，“屡屡感应”；愿今后“宫闱清吉，海宇万安，雨露均调，仁凤休作”，则是有意提醒大家，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社稷联系到一起。
王皇后选择印施《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的方式来宣示自己的愿望，这种做法很可能是受到了明朝皇后编刻书籍先例的影响。《明史·后妃传》载成祖永乐皇帝皇后徐氏，“尝采《女宪》、《女戒》作《内训》二十篇，又类编古人嘉言善行，作《劝善书》，颁行天下”；又《明史·睿宗兴献皇帝传》载世宗嘉靖皇帝的母亲章圣皇太后蒋氏，也作有《女训》，颁行天下；更近一些，有《万历野获编》卷三“母后圣制”条载万历帝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撰有《女鉴》一书。这些都应当是后宫的必读教养书籍，《明史·后妃传》就提到世宗嘉靖皇帝，令皇后张氏“日率六宫听讲章圣《女训》于宫中”。所以，万历帝的皇后王氏很容易想到要利用刻书来发表言论。
有意思的是王皇后的政敌郑贵妃，在后来步其后尘，也采用刻书这种方式，搞起了政治宣传。其事件缘起是万历十八年时山西按察使吕坤编纂了一部《闺范图说》，万历帝看到后赐给郑贵妃一部。大致在万历二十六年或稍前，郑贵妃唆使其兄郑国泰，重刻此书，增刻后妃一门，首列汉明德皇后，终以郑贵妃本人，郑贵妃且亲自出面作序，将其与先朝皇后撰著的《内训》、《女训》诸书相并比。这不管从那一角度来看，都明显带有为郑氏篡夺后位而鼓噪张目的嫌疑。于是引发朝臣著书攻讦，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已经是与本文无关的后话，我在这里只是想通过这两件事的相互联系对比，来说明万历帝王皇后刊刻《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绝对是有明确政治目的宣传行为，而不会是无为而发。
王皇后刊印这部灵签是否产生过什么效用，史阙有间，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万历二十年正月壬午日，就在她印施《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的六天之后，大臣们由礼刻给事中李献可发端，以请求皇长子朱常洛“豫教”（即出阁请老师教授读书，这是培养皇太子所必经的途径）为名，发起了在漫漫前后十五年的“国本”争执过程中，声势最为浩大也是最为强劲的一场攻势，史称“九臣面讦政府，十四官同时降削”（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七《争国本》）。尽管未能实现在万历二十年立储的既定目标，但万历皇帝也不能不越来越有所顾忌。
万历二十年前后各方面围绕着“争国本”展开的一系列活动，对于最终确保常洛的皇储地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这其中，也有王皇后的积极参与，而由她施财刊印的这部《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则可能是她留存下来的唯一文字记录。
最后让我们回到版本学的问题上来，看看本书的刊刻地点。王皇后题记所云“大乘禅寺”，并不是具体的佛寺，只是一般泛指寺院。具体刊刻这部《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的衍法寺，位置在北京阜成门外大街路北，距阜成门约一里。寺院始建年代久远，据明杨一清正德七年撰《衍法寺碑》，系正德年间由一个名叫张雄的太监捐赀重建（见《日下旧闻考》卷九六《郊坰》）。寺院与明朝后宫的这种密切联系，可能是王皇后选择在这里刊刻灵签的一个原因；另一方面，据《明代版刻综录》卷三著录，在正德、隆庆至万历十四年间，衍法寺刻印过多种书籍，说明衍法寺本来就有很好的刻书基础，这应是在这里刻印《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最重要的原因。此石印万历刻本《观世音菩萨感应灵课》在版本学上另一重要的资料价值，就是丰富了北京衍法寺的刻书历史，除了可以为《明代版刻综录》增补一个版刻品种之外，还可以借此把有具体实物证据的衍法寺版刻活动，由《明代版刻综录》著录的万历十四年，下延到本书付梓的万历二十年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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