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1996年夏，我通过答辩的博士论文《侯景之乱与北朝政局》，实有很多的不足。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后，主要任务是研究南北朝军事地理，这样，我就把政治史的研究的目光扩及于军事地理方面。这丰富了我的认识。因此，这博士论文的修改虽只能时作时辍，进展很慢，却是在更能心安的状态下进展。2000年初，军事地理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后，我有较多的时间从事与这博士论文有关的一些研究。而到2001年的下半年，我能集中时间从事这学位论文的修改后，由于对史料较之五年前要熟悉许多，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要深入许多，故而论文的部分内容等于是重写了。因此，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论文与五年前我以它获取学位时的情形相比，真可谓有些“面目全非”了。
　　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很多感谢的话。这虽然有些落俗套，但确是使我能够心安的唯一办法。
　　首先要感谢的是我的导师田余庆先生和师母李克珍先生。我在北大学习期间，田先生给予我非常认真严格的指导。我用来答辩的博士论文从内容到形式都凝聚着他的心血。师母主要是在精神和生活上给予我关心——在极为紧张的学习中和不无迷茫的生活中，这种关心是非常珍贵的。我毕业工作后，田先生和师母对我的业务和生活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
　　其次我要感谢的是我的老师祝总斌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和我的师兄罗新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祝先生实际也是我的导师，我听他的课，读他的书，向他请教问题，受益很多，这在某种程度上规定了我的博士论文的一些方面。罗新先生是才智之士，先我入北大很多年，对北大、对历史学、对田余庆先生的学问都有很好的理解；他将他的理解毫无保留的讲述给我，使我能较快的看到（不是走到）田先生学问的门墙；尤为重要的是，罗兄还为我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提供过很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此外，德高望重的何兹全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宁可先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及吴宗国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蒋福亚先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杨生民先生（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陈琳国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曹文柱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阎步克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王小甫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凭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李孝聪先生（北京大学历史系）都审查过我的博士论文，（何先生、宁先生、吴先生、蒋先生、阎先生还参加了我论文的答辩会），提出过很有价值的意见，对我进一步的修改帮助很大，是我深为感谢的。
　　我的学兄韩树峰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档案学院）、任士英先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基础部），学姐王军博士、赵冬梅博士（北京大学历史系）、宁映霞博士（中华书局），好友漆永祥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吴铭能先生（台湾元智大学中文系），都给过我这论文的写作以程度不同的帮助。我大学时的同学余学安先生、吴新萍女士等则在精神、心理乃至生活上给予过非常珍贵的关爱。这都是我必须道谢的。
　　好友杨玉圣先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给我的关爱是片言只语不能尽的。在这里，“道谢”二字，已显得很苍白。玉圣不仅才学出众，而且是一位非常热情、正直的人，内心非常细致，会为他的朋友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我们之间是在一见如故的情景中相识并开始发展友谊的。玉圣在我的学习、生活、精神、心理乃至工作等方面给予过很多很感人的帮助。我和玉圣在性格上有好多近似之处，同时在很多方面他又是我学习的榜样。这可能是我们之间能有非常珍贵的友谊的原因。
　　辛德勇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税立先生（新华社）、张阳先生（外交部）、李燕女士（铁道部）等等给予的关爱亦是永不能忘的。他们使我从寻找工作的忙乱中解脱出来，得以安心从事论文的写作。
　　陈祖武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奖掖后学，令人崇敬。本书的出版，是陈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关心的结果。没有他们的关心，本书的出版是不会如此顺利的。本书的责任编辑冯广裕先生耗费大量心血，非常细致的审读了全稿，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使我得以改正书中的不少错误。冯先生高度负责的精神使我感动，并深获教益。
　　本书目录的英译得到吴艳红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和傅浩先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的帮助。
　　最后不能不满怀感激的提及我的妻子邹继珍。我在北大的三年中，学习异常的紧张繁重，没有回过一次贵州的老家，她几乎每个假期都只身从贵阳来北京与我相聚，在精神和生活上给予我最大的关心。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她是在没有丈夫陪伴的孤寂中孕育并生下我们的女儿邑刍的。可以说，没有她的支持理解，我是难以在紧张繁重的学习中度过三年的时光的。
　　其它给予过这样那样的帮助的人还有很多很多，不能一一提及。在此也一并奉上感谢之诚。

上一页  [1]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