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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统一中国提供了有力的说明。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观点，这些外缘性的因素也是应当纳入分析的视野，以往我们的经济史研究主要关心的土地制度、赋税制度与生产的关系，在实际经济过程中影响经济的制度性因素显然不限于这两种，为全面认识经济的发展变化，有必要拓展视野，何著将财政制度引入分析的范围，在这方面起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其三，作者善于捕捉史料中的信息，可谓读书得间。众所周知，宋代以前的各个朝代，传世文献中保存的经济方面的史料相当有限，材料问题成为制约经济史研究的一大难题。作者在这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广泛搜集各种文献、包括各类史书、类书、小说诗歌、文集、出土文书、考古报告等等，可谓竭泽而渔。尽管如此，很多问题依然是文献不足征。作者经过长期政治史研究的训练，形成了细致入微的研究风格，善于从貌似无关的史料中捕捉有价值的信息来说明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文献的缺憾。作者将这种做法运用到经济史研究中，使不少难题迎刃而解。
关于十六国北朝时期青齐地区经济状况，文献中并无直接的记载。作者从十六国后期慕容德在这里建立南燕政权，并在一次整顿户口的行动中“得荫户五万八千”，后曾组建40多万人的军队，并萌生夺取全国的政治野心，以及北魏末年10多万河北流民逃荒到青齐地区这样一些看似与经济无关的材料中敏锐地注意到以上情形的出现均与当地经济繁荣有直接的关系，从而证明了这一地区在十六国北朝时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第57-58页）。
关于纸张产量，文献中自然不会有明确的记载，作者再次通过细致分析史料，对不同朝代的纸张供应情况做出初步概括。西晋时左思作《三都赋》，“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学者通常以此证明左思的文采，而作者据此判断当时洛阳纸张供应仍不充分。东晋时王隐为著作郎想撰晋史，依靠征西将军庾亮提供纸笔，方得完成。王羲之为会稽内史时有人向他索要“笺纸”，官府库中只有九万枚，全部给予了索要者。作者根据以上两条材料指出东晋时市场纸张供应有限，故由官府垄断储藏（第600页）。这样一个看来无从下手的问题，经过作者的巧思，至少获得了初步的解答。
书中类似的妙处尚多，不能一一道来。总体上来，何著是一部成功的魏晋南北朝经济史。当然，书中也不无问题。
一些部分的论述加工略显不够，有堆砌资料的感觉。在讨论南方水陆交通的拓展时，作者将《宋书·州郡志》各州郡至都城建康的水陆里程绘制成表编入书中，用了将近6页的篇幅（第145-153页）。此表对说明作者的观点不无裨益，其实读者翻检《宋书》便可了解，似不必详细罗列，不如省下篇幅对水陆交通的具体情况做更深入的分析。类似的情况还见于第457-458页引《晋书·食货志》杜预的上书、第460—461页引《魏书·刁雍传》、第476-477页引《梁书·康絢传》。这些地方作者常常是以引证代替了具体的讨论，实际作者可以做出更多的具体分析。
此外，个别部分的论述有些薄弱，值得做进一步的补充。第二章第一节关于自然生态环境的论述中对于自然灾害问题有较充分的阐述，而关于自然生态状况则过于单薄，各地的植被、动物的分布、地貌与水文情况均值得加以介绍，历史自然地理对这些问题有不少成果可供参考。第251-253页关于人口迁徙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分析也有必要做更为深入的探讨。
最后，有必要赘语几句，对经济史研究的前景做些展望。目前经济史处于不景气的状态，其实这一领域是整个历史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史备受重视，主要是因为理论上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之故。今天理论日趋多元化，人类利用与改造自然依然是人类历史中居于基础地位的活动。以往的经济史尽管经历了以研究生产关系为主到以生产力为主的变化，这只是侧重点的转移，而非立场的调整。其出发点与研究的立场依然是围绕朝廷展开的，采取的依旧是“自上而下”的视角，关注的还是“人口”、“农业”、“手工业”与“商业”，而不是具体的“人”，作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个人、家庭与村落，不是他们的具体的生产与消费。经济史研究有必要发起一场“自下而上”的变革，在朝廷以外，在百姓的生活中建立新的分析基点。当前地下出土的简牍文书日多，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996年湖南长沙出土的走马楼三国吴简就包含了丰富的经济史资料，通过深入细致的分析，至少会对三国初年这一地区的经济状况有更为具体的认识，对于何著提出的湘江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于三吴地区说也会提供更多的资料。这应是未来经济史研究的一个发展方向。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同样涉及研究视角的转换。经济史研究所依据的理论，近承马克思，远源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其基础是“理性人”的假设。这一假设几十年来随着对非西方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发展不断受到置疑，学者日益意识到历史上人们的经济活动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的行为，而是与人们的文化传统密切交织在一起的，不能以现代人的理性“经济”观念去衡量古人。[5]如果阅读过贾思勰的《齐民要术》就会发现，书中许多地方讲到五谷种植均提出要根据干支选择恰当的日子，否则会影响作物的收成。这种做法早在秦代就已出现，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就有类似的内容。另外，关于出行、赴市的时间，日书中也有具体的规定。而“市”内人们的活动与朝廷官府对“市”的制度安排也与今人的理解相去甚远。这些现象提示我们古人安排与经济有关的活动考虑的不止是今人所理解的“经济因素”，其宇宙观亦时时发挥作用。这也就要求我们拓宽分析的视野，需要关注经济与文化，乃至政治间的联系，不能简单地就“经济”论经济。何著在这方面给我们创立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今后还需要更多的努力。
[1]马克思和恩格斯《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4页。
[2]见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
[3]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的断代中国经济通史中只有先秦、秦汉与元代三卷设专门章节介绍该时期的自然环境。余下六卷则缺乏相关的内容。
[4]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上册，提到这一点，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79页；详参黎虎《东晋南朝时期北方旱田作物的南移》，《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2期，后收入《魏晋南北朝史论》，学苑出版社，1999年，第91-92、106-107页。
[5]即便是英国十八世纪农民的经济观也难以用理性主义的思路去认识，详见E.P. Thompson, “The Moral Economy of the English Crow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ustoms in Comm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1993, pp.185-258. 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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