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汉书》语”，下令“严重磨勘”，查禁类似现象。见梁章钜《制义丛话》卷二。
[44]就统治集团主观意图言，只是为了逼使士人认真读经书，阐述经义，不要胡乱联系后代史事。早在北宋已有“经义禁引史传”之例，见《朱文公文集》卷六九《学校贡举私议》。
[45]清初大儒陆陇其《示子帖》便说：学八股文体，“只当择数十篇时文，看其规矩格式足矣”，只有“读经”等，才是“根本功夫”，“根本有得，则时文亦自然长进矣！”见《制义丛话》卷二。顾炎武《日知录》多处只就经义内容被剽窃，尖锐批评八股文后来的弊端，虽介绍八股文体、格式，无一字批评语，原因亦在于此。
[46]《日知录集释》卷一七“生员额数”条集释引。何炳棣统计1371—1904年1.2万多进士，1804—1910年2.2万多举人、贡生履历，发现超过49%的“绅士”，均出身“布衣”家庭，转引自李弘祺《宋代教育散论》第29页。生员中“布衣”比例当更高。
[47]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一五“议考试废制义”条。此证行八股文取士制主观上是为了宣扬“义理”，即程朱理学，前文已提及；但客观上却促成人们读“四子书”。
[48]李宝嘉《官场现形记》第一回：陕西朝邑县一村庄“祖上世代为农”。后因赵姓人家有人中了秀才，十分风光，方姓“瞧着眼热”，也出钱办一学堂，请一“举人老夫子”“来教他们的子弟读书”。同样反映秀才的诱惑力。
[49]当时童试需经县试、府试和院试（由学政主持），方能入学，成秀才。此彭鹤皋虽在府县试“屡居前列”，当因未通过院试，故仍不得入学。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一章，三联书店1958年版。
[50]认为导致明亡，见容肇祖《吕留良及其思想》引吕留良《真进士歌赠黄九烟》诗注，见前引《容肇祖集》第500页；认为导致清民员愚昧无能，参徐勤《中国除害议》，载前揭《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第45—51页。
[51]因评价涉及立法意图、制度本身长处与不足、一定时期内的客观效果、后来逐渐出现严重弊端，对此统治集团的对策以及由此引起新的弊端。它们互相纠缠在一起，通常容易夸大弊端，以偏概全。
[52]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士人，包括一些考上举人、进士、翰林者，有可能达标。
[53]《光绪二十四年四月梁启超等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9页。
[54]《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55]此例不胜枚举。清代大藏书家鲍廷博只是秀才，自称“诸生无可报称，惟有多刊善本，公诸海内，使承学之士，得所观摩”，见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1986年版，下册第529页。不少这类士人在清代从事游幕活动，“佐理政事”，“参赞戎幕”，特别是学术传播、研究。见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3页，又参有关章节。最不济的，如《儒林外史》第四十八回：当了三十年秀才的王玉辉，也不停撰写“三部书嘉惠来学”，“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
[56]“举”字，疑为“艺”或“义”之误。
[57]《现代中国文学史》下编新文学二《逻辑文》，世界书局1933年版，第351页。钱氏自己也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章士钊，“其文……要皆出于八股”，见同上页。
[58]八股文在文学方面的优点，近人亦有论及者。如周作人说“八股文生于宋，至明而稍长，至清而大成，实行散文的骈文化，结果造成一种比六朝的骈文还要圆熟的散文诗，真令人有观止之叹”。“八股文……永远是……中国文化的结晶”，见《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附录一《论八股文》，人文书店1932年版，第116—118页。当然，此乃单纯从文学史上立论，非科举史范围，更非本文中心，但可说明评价八股文可以有多种视角。上一页 [1] [2] [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