垒，以为自保之计。在一段时期内，北方地区堡坞林立，坞壁部分取代了原有的地方行政系统，成为最基层的社会组织。
坞壁的形成受到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必须有“险”可据，有“障”可阻；而水的供应对坞壁的存亡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坞壁就是由于运水之路被断而被攻陷的，坞壁赖以生存的田园多在险隘之外，谷物的收获又受到季节的限制，遇到“年谷未熟”或胡骑侵扰，便只能“食木实，饵石蕊”[19]，坐吃山空；更多的坞主不能不常年以“抄掠”为务。与其将这一时期的坞壁视为独立的社会生产实体，不如把它们看作是分散的军事武力集团。
在众多的坞主中，象庾衮、郗鉴这类魏晋大族比较少见，而象苏峻、李矩、郭默、刘遐这类的“流民帅”则比比皆是。史籍对于坞壁组织的描述中虽然常常出现“宗族”、“部曲”的字样，实际成分却相当复杂，其中“纠合”、“归附”的流民占有很大数量，另外还有一些胡人坞壁。坞壁组织很不稳固，人员的流动性也很大。有时“户至千家”、“众达数万”，有时又“部众离散”、“相互攻扰”，史籍中很难见到能够长期维系的坞壁组织。
坞壁作为军事实体，对于应付暂时的战事不失为一种有效手段，但无承受长达数十年的频繁战争。经过十六国时期百余年的王朝更替，“中原凋弊，户口离散”；后燕与北魏统治初年，北方地区坞壁的数量和规模与永嘉之乱后的格局不可同日而语。北魏时期，坞壁作为一种军事实体在北方已逐渐消失，但坞壁赖以建立的宗族组织依然存在。“北魏前期不置乡官，而建立以宗族为基础的宗主督护制，正是对北方实际情况的承认，也是拖着氏族制残余的鲜卑拓跋贵族所能理解的基层组织形式”[20]。
十六国至北魏前期，频繁的战乱和迁徙使北方的土地所有权变得混乱和不稳定，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太和改制以前。据学者的有关统计，北魏立三长前，“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的情况固然存在，但社会上占多数的仍是三五口之家的小户[21]。李安世上均田疏，谓强宗豪族“远认魏晋之家，近引亲旧之验”，“历涉数世”，“莫可取据”[22]。北魏前期许多过去百口千丁的大族不时受到饥荒的困扰，处境窘迫，高允《征士颂》因谓“诸士流涉远止，率皆饥寒”。
土地、财产与人口的占有是世家大族赖以维系的社会基础，永嘉之乱北方土地所有权的长期不稳定，迫使大族在宗族关系和社会伦理其它方面作出必要的调整，以为门户自存之计。
北魏世家大族有着十分严格的管理制度和等级界线，一门之中，尊卑有序，凛如公府，范阳卢氏“亲从昆弟，常旦省诸父，出坐别室，至暮乃入。”[23]；弘农杨氏“兄弟旦则聚于厅堂，终日相对，未曾入内”[24]；父不命坐，子不敢坐；父不进食，子不先饭。家族中嫡长子的地位十分突出，“长者莫不毕拜致敬”，“诸父并敬惮之”。与此相反，庶子在家族中的地位十分卑贱。卢渊兄弟“婢贱生子，虽形貌相类，皆不举接”；李“母贱，为诸兄所轻”[25]；高昂长子长命“本贱出，年二十始被受举”[26]；清河崔廓“少孤母贱，不为邦族所齿”。《颜氏家训·后娶篇》谓“河北鄙侧出，不预人流”，反映出这种现象在河北大族中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魏晋时期，嫡庶之防在北方社会中已并不十分严格，[27]而到了北朝时期，大族内部这种等级界线重新变得泾渭分明，成为“士庶贵贱之隔”。陈寅恪先生敏锐地注意到：北方重嫡嗣，与元魏宗主之制有关，宗主制中之宗主，即如古代宗法之宗子。[28]北魏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政权体制中具有强烈的宗法制色彩，这种因素也影响到家族中爵位承袭和仕途官宦。从这个角度看，重嫡庶、鄙侧出并不是北方社会所固有的社会习俗，而是十六国北朝时期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
北方的嫡庶之别使世家大族在一定时期内维持了一个稳固的核心，同时也孕育了家族内部的矛盾和危机。北魏后期，随着一些名家大姓在政治上的显达，宗族成员在社会等级方面的差距逐渐加剧，嫡庶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表面化，“子诬母为妾，弟黜兄为奴”的现象不时发生。太和改制后，汉人大族与北魏王室和鲜卑勋贵间的婚姻往来日益频繁，众多鲜卑妇女凭帝室之资，挟王公之势入为汉人之妇，对汉族高门大姓赖以维系的宗法礼教也构成了一定的冲击。“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乱杂，法官不加纠治，婚宦无贬于世，有识咸以叹息”[29]。宗族内部的矛盾冲突导致了世家大族在政治上的分化，在北魏末年的易代分合中，许多名家大姓已失去了固有的凝聚力，宗族成员为谋求自身的功名与权位，分别效忠于不同的统治集团，父子异邦，兄弟成仇。
北朝世家大族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数百年不失根本之地，具有雄厚的土著根基。许多名家大姓兼有地方豪族的特征，采取了“双家制”的生存方式，与乡里保持了较为密切的联系。宗人少年时多居乡里，壮年游宦至京，致仕后返回乡里。为官者“每四时与乡人父老书相存慰”[30]。“双家制”的存在，在一定时期保证了世家大族的社会根基，使其不致因某些突发性的变乱而举族覆没。
作为家族的组织形式之一，“双家制”固然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形态，但既要维系在乡里的财富和声望，又要保持在朝廷中的地位和俸禄，往往要受到一些主观和客观条件的制约，二者往往不可得兼。北魏前期，百官无禄，入京居官的士人失去了宗族乡里的依托，生计窘迫。郑羲至京，“历年不转，资产亦乏”；卢义僖在乡，“有谷万石贷民”，入京后“虽居显位，每至困乏”。太和改制后，随着名家大族的大部分成员成为“显宦”后，“双家制”的重心便逐渐由乡里转入城市，官俸也开始成为家族的主要经济来源。北魏后期，范阳卢氏中居于京师者即有百口之众，裴植出为刺史，“自州送禄奉母，及赡兄弟”[31]。在这种背景下，世家大族与乡里的隔膜日深，关系渐远。当北魏末年战乱突然袭来之时，许多久居显宦的大族已失去了乡里的缓冲。赵郡李奖“阖门百口，同居京洛，既被羁系，无由自拔”[32]；弘农杨氏“举族百口无以自适”[33]。
四、官学与私学：北朝世家大族的家学门风
儒学继世，经术传家，通常被视为北方世家大族的一般特征；前辈史家于南北学风之异同亦多精辟之论[34]，在此，仅就北魏官学与私学的消长及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等问题略作阐述。
魏晋时期玄学的兴起有着明显的地域色彩，在洛下公卿以虚咏竞扇的同时，河北大族则笃守汉代以来的学术传统，学风古朴而保守。永嘉之乱后，随着河洛名士的南迁，玄学在北方几乎完全消失。
北朝儒学上承汉代经学，重视章句训诂，已为史家所习论,即所谓“北学深芜，穷其枝叶”[35]。值得注意的是，汉代经学中一度绝响的谶纬占候之学在北朝又重新得到了复兴。东魏年间，李兴业使梁，主客问答称北方郊、丘规制用郑玄义，参以纬书《孝经援神契》，为朱异所非[36]；《颜氏家训·勉学篇》谓北朝“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述而已”。如果重视章句训诂乃是学术传统的承袭，那么谶纬之学盛于北方，无论“俗儒”，则与北方的社会政治环境有一定的内在联系。
北魏初年汉族士人中得以贵显者，多兼通谶纬之学，燕凤“博综经史，明习阴阳谶纬”[37]；许谦“少有文才，善天文图谶学”[38]；崔浩“少好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该览”[39]；高允“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好《公羊春秋》”[40]。拓跋鲜卑以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之初，与汉文化隔膜甚深，相对于深奥的儒学典籍和礼仪，谶纬占候更为浅近和实用，因而也最容易为鲜卑统治者所接受。这一时期的记载中，常常见到行军征战中用汉人占候风角、卜测吉凶或名士广引图谶取昧魏主的事例，这是北魏前期拓跋鲜卑与汉文化的一种较低层次上的结合。对于北方大族而言，明习谶纬占候之学，是博取仕途功名的重要手段，尽管他们内心对此道并非笃信不渝。直到北魏后期整个社会的汉化程度已大为提高的情况下，纯粹以儒学至显的名士仍极为罕见，孙惠蔚六世“以儒学相传”，通《诗》、《书》及《孝经》、《论语》，明《易》、《礼》及《春秋》三传，自太和初入仕，二十余年，“久滞小官”；至孝明帝时方为光禄大夫、济州刺史。《魏书》谓“魏初以来，儒生寒宦”，唯有“孙惠蔚最为显达”。[41]孟信“颇传学业”，常言：“吾家世传儒学，而未有通官，当由儒生非世务也。”[42]
与章句谶纬治学风行的同时，汉代经学中师徒延受，弟子相承的传统在高门大姓中却一度绝迹。北魏初年，赵郡李孝伯、渤海高允未达之时，都曾居乡教授；及至通显，此业遂废。在此之后，河北高门中延徒受业者罕见其人。自太武帝之后，私学在北方一度受到严格禁止。太平真君五年(444)诏，“不听私立学校”，“违者师身死，主人门诛”[43]。这一诏令的颁布，是当时佛道之争的间接反应，并与当轴的“天下第一盛门”崔浩有着直接的联系。北魏一朝，国学虽屡有兴废，却始终无讲授之实。北魏前期，中书省和中书学是名门大族的翔集之地，中书博士是汉族士人所历最多的一个官职。《征士颂》中详尽描述了被征诸士在中书省中上预朝会、下谈公务等种种活动，却丝毫不及讲诵传授这一中书博士的主要执掌。《魏书·李郁传》称：“自国学之建，诸博士率不讲说，朝夕教授，惟郁而已。”在这种背景下，中书博士一职逐渐成为世家大族的迁转之资。在太和改制后，国学不立的状况仍没有很大改观，《魏书·宣武帝纪》载建昌元年夏四月诏云：“迁京嵩县，年将二纪，虎闱阙唱演之音，四门绝讲诵之业。博士端然，虚禄岁祀，贵游之胄，叹同子矜。”[44]
私学之禁与国学不立，与鲜卑民族的文化水平固然有一定的联系，而身居高位的名家大姓，也负有相当的责任。陈寅恪先生指出：魏晋之后，“公立学校之沦废，学术中心转移于家族，太学博士之世业变为家人父子之世业，所谓南北朝之家学者是也”[45]。十六国至北魏前期，河北大族对于土地和人口的控制并不十分稳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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