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运用图像学的方法探讨了中国本土观音图像的传播对观音信仰中国化的推动作用。作者认为，艺术是使中国民众广泛知晓观音的最有力的、最有效的媒体之一，通过艺术可以最清晰地察觉观音性别的转变。

第七章检视了以千手观音为中心的、影响及于近代的大悲懺法及其救世神学。

第八章探讨了被中国民众认为是观音化身的妙善公主的传说，以及妙善公主与观音女性化的关系。作者认为，妙善不仅仅是观音的化身，而且特别是本土化的千手观音的化身。千手观音崇拜自唐代始在中国广为流行，通过艺术创作、称念《大悲咒》以及行大悲懺法而为中国民众所熟知。作者还认为，选择女性替代僧人不仅仅反映了艺术层面的性别变化，而且反映了在宋代一种新的组织化的居士佛教类型的兴起，这类居士佛教宣扬居士实践的同等效力，这或许为妇女参与宗教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第九章考察了浙江普陀岛成为观音道场、进而成为观音朝觐圣地的过程，从而从另一个侧面对观音植根中国土壤的过程进行了解。

第十章探讨了中华帝国晚期的观音形式，着重考察了白衣观音、南海观音和鱼篮观音等三种流行于帝国晚期的本土化的女性观音形象。作者认为，尽管这些女性观音形象对妇女有着特别的意义，但她们均为男性和女性所熟悉，并受到包括上流社会和普通社会阶层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的崇拜。

第十一章讨论了出现最晚的第四种女性化的观音形象——作为圣母供奉的观音，作者注意到此种观音形象与帝国晚期兴起的秘密宗教派别有着密切的联系，如先后创建于十六、十七世纪的先天道、理教均以此种观音崇拜为中心。

在八至十一章中，作者也一直在致力于探讨女性化的观音与妇女的关系。诸如女性化的观音形象为中国妇女提供了何种信息、女性化的观音以何种方式授予妇女权力的，与此同时，观音崇拜又是如何适应儒家传统的等等问题都是作者一直思考的问题。

第十二章为全书的结论部分。在结论部分作者提请读者共同思考这些问题：观音的转变问题如何能被当作一个佛教中国化的个案来研究？中国本土的传统是以何种方式来影响“进口的”大悲菩萨观自在的观念和感知的？作为中国化的“悲悯女神”的观音是以何种方式影响中国宗教的？等等。

综观《观音》一书，与以往的同类研究不同的是，在研究思路上，作者不仅充分注意佛教文献与传统历史文献的综合分析，还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观念对观音崇拜的中国化过程的影响，体现了作者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不仅运用了诸如美国学者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所倡导的研究中国宗教应综合运用的历史学、文献学以及田野调查的方法之外[7]，还充分运用了艺术史家所擅长的图像学的方法，这一点非常重要。作者在研究中很早就注意到有关观音的图像知识对理解观音的中国化转变的重要性，但作者并未受过专门的艺术史训练，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她向美国著名佛教艺术史家何恩之（Angela F. Howard）教授学习佛教艺术达十余年之久。因而对于图像的重要作用，作者有较为深刻的认识：“我并不仅仅将单个的观音图像简单地作为插图使用，而是试图了解观音图像的演化是如何不但反映而且影响这位菩萨的感知变化的。我坚定地认为，这项研究乃至所有的中国宗教研究，利用文本文献和艺术图像都是绝对必要的。”（22页）所以《观音》一书很大程度上避免了以往的研究者或偏重于文献或偏重于图像的不足，因此笔者认为，该书在研究方法上有较大突破。美国的宗教学研究一直比较注重理论与方法的创新，比如近年来将社会学、人类学的方法普遍运用到宗教学的研究中即是一例[8]。可以说，美国宗教学研究成果突出与美国学者注重理论与方法创新有很大关系，而中国方面，尤其中国大陆，目前在这方面还相对比较保守。笔者推重此书，原因正在于此。

笔者固然看重《观音》一书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较为圆满的解决，但正如作者自己所指出的那样，该书不可能解决观音崇拜的所有问题（27页）。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这是如前所述观音信仰研究的难度所决定的，因此也不排除该书的某些观点有可商之处。但学术观点见仁见智，所以笔者不拟在此对书中的观点进行具体评述，相形之下，笔者更看重该书给研究者带来的研究启发意义，而这些研究启发意义主要来自于作者新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论的突破。所以笔者完全同意梅维恒教授的观点，即《观音》一书目前完全可以作为研究观音信仰的新起点。在《观音》一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的启发下，我们可以扩大视野，从而或可以对该书的某些论题作进一步的探索，或可以发现若干新的问题点。

下面就笔者识见所及，结合《观音》一书所带来的启发，对进一步探讨观音信仰问题略陈思路一二。

众所周知，佛教是像教，佛教信仰首先表现为偶像崇拜，图像资料完全可以视为探讨观音信仰变迁资料的一部分，因为对观音的偶像崇拜是观音信仰外在的表现形式，二者完全是统一对应关系，所以在考察观音信仰的变迁轨迹时，充分利用观音的图像资料，有助于探讨。因此探讨观音图像的演变与观音信仰变迁之间的互动关系，应当成为研究观音信仰的重点之一。这方面，在《观音》一书的研究中已得到充分的体现，但笔者以为，有关观音的图像资料还可作进一步研究，小则可弥补研究过程中遇到的文献记载不足的困难，大则可能有助于考察观音信仰变迁的轨迹。

（一）为了更好地把握观音崇拜在中国演进的脉络，需要更准确地了解观音崇拜在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特点。这些特点应当包括对两个方面的情况的考察，一是对图像本身的考察，即是要对中国各历史时期的观音造像（绘画、雕塑）进行图像学的研究，包括观音造像的类型、风格等，类型主要是对造像身份的辨别，风格主要是从美学角度对造像的面相体征衣冠服饰等的考察；一是对造像者群体的综合考察，我们希望尽可能多地得到造像者的信息，这些信息包括：造像者的身份、性别，造像的时间、地点，造像的目的、对象等。这一综合考察旨在试图了解各个历史时期观音信仰者群体社会阶层的变化、性别的变化（即男女比例的变化）以及信仰内涵的变化。了解社会阶层的变化、信仰内涵的变化可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理解观音信仰在中国的世俗化过程，而信仰者群体性别的变化与观音图像上的性征的变化如果存在一定的内在联系的话，即便这种变化只是微妙的，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观音在中国由男性向女性的转化过程。

进行上述研究主要依靠两类资料，一是中国各历史时期有代表性的观音造像资料，一是中国各历史时期保留下来的观音造像铭记。前者主要是供观音造像的图像学研究，后者主要是供对观音信仰者群体的综合考察。很显然，集齐这些资料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必须最大限度地占有。

（二）中晚唐以后，观音造像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组合形式，较为常见的有观音地藏组合、观音地藏阿弥陀组合、观音地藏药师组合以及观音圣僧组合等。这些组合形式背后所潜在的宗教内涵中应当有中国民众观音信仰出现的新情况，所以研究这些组合形式应当成为考察观音信仰中国化的一部分。这些组合的出现可能对观音信仰的进一步中国化起了促进作用，因为它们使得观音信仰更加随意，人们完全根据自身的需要来设计观音与其他尊像的组合模式，而不再在乎这种组合是否有经典依据。与以往常见的观音势至阿弥陀的组合形式有经典依据的情形不同，这些组合形式实际上均无正规的经典依据，若一定要寻找所谓的经典依据，可能只有求助于中国本土所造的疑伪经了。以疑伪经为依据来造像的行为本身已经表明中国民众在佛教中国化的道路上又迈出了一大步，而这些造像组合中又包含着观音造像，所以恰值唐宋变革期出现的这些新的组合形式对探讨观音信仰在唐宋时期的进一步世俗化应当具有特殊的意义。

该问题的研究涉及图像和文献两方面的资料。前者主要是中晚唐、五代、两宋时期观音与其他尊像组合的图像资料；后者要特别注意疑伪经资料，此类资料敦煌佛典中保存较多，可利用日本学者疑伪经研究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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