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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的赏罚制度—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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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句丽遗民高足酉墓志铭考释

时间:2009-8-8 16:50:49  来源:不详
差别。正因如此,也昭示了他此后在唐的二十余年,不仅很快的适应,而且灵活应对此一时期唐廷变化叵测的朝野政治形势,发挥自己的各种才干,和唐以及代之而起的武周从上到下的各种人士保持关系,受到当是最高统治者的嘉奖和赞许。他给儿子起名或改名(抑或接受赐名)“帝臣”,从另一方面亦可以看出,高足酉力图融入新生活,并和唐最高统治者保持亲密关系。墓志铭中“特隆殊宠”,“并以勋庸见重,武烈称奇,出静边荒,入陪兰锜”,“圣主闻之,良深震悼”等文句即是证明。正因如此,不仅保证了自身和家族的安全,而且官位升迁不断。这在唐与武周改朝换代酷吏政治的血雨腥风环境下,不能说不是一个奇迹,因为在当时,对于唐的朝野官员来说,能够做到这一点也都是相当不容易的[7]
  

天枢建造与高足酉

 

  考察高足酉的墓志铭,可以看出,其和武周初期建造天枢事件关系密切。因而,在此不妨对高足酉,以及其它在唐高句丽遗民与天枢相关联之事件试作探讨。
  据《资治通鉴》卷205记载,武则天延载元年(694),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率“四夷酋长请铸铜铁为天枢,立于端门之外,铭记功德,黜唐颂周;以姚璹为督作使,诸蕃储钱百万亿,买铜铁不能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另据《旧唐书》卷87《姚璹传》记载:“武三思率藩夷酋长,于端门外,刻字记功,以颂走德”,而姚璹是天枢督作使。但是,现存《泉献诚墓志铭》则明确记载“天授二年(691)二月,奉敕充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门押运大仪铜等”[8]。天枢建成之后,本文论述的墓主高足酉,被唐朝廷任命为“高丽蕃长”(《高足酉墓志铭》)。《大唐故波斯国大酋长右屯卫将军上柱国金城郡开国公波斯君(阿罗撼)之铭》中亦有“则天大圣皇后招诸蕃王建造天枢,及诸军立功非一”[9]。看来,有关天枢建造的时间,《资治通鉴》与《泉献诚墓志铭》的记载是有差异的[10]
  周证圣元年(695),象征武周政权怀柔万国,四夷归附的天枢最终完成[11]。其“高105尺,径12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七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工人毛婆罗造模,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太后自书其榜曰:‘大周万国颂德天枢’”[12]。天枢的建成,标志着贞观时代四夷共主的“天可汗”局面再次出现。而且给人的感觉是此时似已超过贞观时代,因为那时是没有建造所谓天枢的。当然,这只是人为制造的一种虚幻景象。开元二年,天枢最后被毁掉。
  依据上文所引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首先,高句丽遗民高足酉、泉献诚等人,都参与了建造天枢的请愿及其他活动,并且表现积极突出。高足酉墓志铭中有大段描述天枢的形状、特征[13],即就是“悦像子来,雕鑴乃就。干青霄而直上,表皇王而自得。明珠吐耀,将日月而连辉,祥龙□游,凭烟云而矫首。壮矣哉!邈乎斯时也”。可能就是因为建造天枢的功劳,以及其它现实的考虑,高足酉随后被封为“高丽蕃长,渔阳郡开国公”。另外,从上引记载推测,高足酉的名字可能也被刻在天枢之上[14]。同时,泉献诚此前则担当“奉敕充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门押运大仪铜等”。就是说,泉献诚实际上亲自参与了具体的建造领导工作。从此可看出,在唐高句丽遗民各界人士,经过二十余年的在唐生活,已经基本适应了当地截然相反的朝野生存环境,并且将武则天改朝换代与自己的行动紧密联系,加入到当时诸少数民族首领的请愿建造天枢,即“四夷共主”的潮流中去,支持拥护武则天的“以周代唐”。高句丽遗民的行动,其中是否还有其他的用意?抑或是随当时的潮流而动、明哲保身?因没有具体的史料,现在已不可而知。然而,考察此一时期朝野上下的基本态势,笔者以为后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
  众所周知的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天授元年,泉献诚曾面对“武后尝出金币,命宰相、南北衙群臣举善射者五辈,中者以赐。内使张光辅举献诚,献诚让右玉铃大将军薛吐摩支,摩支固辞”的实际情况,其向武则天建议曰: “陛下择善射者,然皆非华人,臣恐唐官以射为耻,不如罢之”[15]。武则天非常高兴的采纳了泉献诚的建议。就是说,当族类之间(特别是和汉族同僚)因利益或民族感情发生冲突之时,作为当时在唐高句丽遗民的精神领袖(高句丽宝藏王和泉男生死后,泉献诚事实上已经成为归附唐朝廷高句丽人士中官职极高并声望最高者)泉献诚,其考虑的就比较周全,其用意表面上看,似乎是提醒武则天注意唐朝汉族军将的面子及感情,而实际上当然也是为了自身及在唐高句丽遗民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这一点看,泉献诚本人已经“基本上”知道怎样处理身边复杂多变的事件及自我保护。然而,从此后的形势发展来看,这里姑且只能说是“基本上”而已。
  其次,同样参与建造天枢,高足酉和泉献诚的结局则截然相反。如上所述,高足酉因此获得新的官职,而泉献诚最终则死于非命[16]。为什么如此?这是应当仔细探讨的问题。笔者以为,这可能和泉献诚所处地位及影响相关联,而高足酉就没有这方面的忧虑和负担。另外,可能还和当时武则天建立大周政权,为打击不同政见者,实行陷恶的酷吏政治有关[17]。为数众多的无辜人士受到牵连冤屈而死,进而成为武周政权痛遭后代史家诅咒的绝好证据。当然,泉献诚之死的具体原因,还要从建造天枢说起。上文业已谈及,“诸蕃储钱百万亿”建造天枢,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建造的费用,故将民间的农具也收取充值。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作为积极拥护支持武周政权改朝换代的高句丽遗民首领泉献诚,极可能也拿出了一定或相当数量的钱财,以作建造天枢之用;而且,泉献诚还担任“充天枢子来使,兼于玄武门押运大仪铜等”,酷吏来俊臣之流大概以此嗅出万恶的铜臭味道。进而就有“秉弄刑狱,恃摇威势,乃密于公处,求金帛宝物。公恶以贿,交杜不许,因诬陷他罪,卒以非命。”(上引《泉献诚墓志铭》),或者“来俊臣求货,献城不答,乃诬其谋反,缢杀之”(上引《新唐书》卷110),及“来俊臣求金于左卫大将军泉献诚,不得,诬以谋反,下狱。乙亥,缢杀之”(《资治通鉴》卷205)的事件发生。这样,在唐高句丽遗民上层人士首领泉献诚,终未能逃脱酷吏政治设置的层层陷阱,和此前归唐的著名将帅黑齿常之(百济遗民)一样[18],被陷害含冤而死。
  泉献诚死后两年余,即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5),天枢建造完成,唐朝廷封高足酉为“高丽蕃长,渔阳郡开国公,食邑两千户”。约三个月后,高氏奉命征讨南方少数民族叛乱,担当经略大使,但在获胜返回途中,患病死于荆州官舍。有关高足酉南征,文献资料《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册府元龟》、《三国史记》均未见记载,只有《全唐文补遗》卷七《大周上柱国相王直司秦府君(婆爱)墓志》中所载,其和高足酉的出征似乎是相同的一次,但事件的全部情况仍然不能完全了解[19]。故高足酉墓志铭中的记载还有待于发掘更有说服力的史料进行论证。


附表:

在唐韩半岛遗民墓志铭统计表

 

名称

出土时间

出土地点

收藏单位

撰者

泉男生墓志铭

1922.10

洛阳市东北30里东岭头南

河南开封博物馆

王德真撰

泉男产墓志铭

1923.4

洛阳市东北20里刘家坡村

 

泉光富撰

泉献诚墓志铭

1937

洛阳市

 

梁惟忠撰

泉毖墓志铭

1926.5

洛阳市东山岭头村

洛阳古代艺术馆

泉玄隐撰

高震墓志铭

1929

洛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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