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邺城，从恒代到河北。对于北魏朝廷来说，以冀州和定州为中心的河北数州，是“国之基本”，所谓“国之资储，唯藉河北”[26]。其中邺城尤为重要[27]。政治重心与经济、文化重心的分离，使北魏诸帝对河北地区的定期巡视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文成帝的“御射”，与太武帝的“御射”，都发生在结束巡视从邺城返回平城的路上，地点都在离开平原之后，这也不应当是一种巧合。从他们的行军路线看，都是从邺城经定州回平城，很可能具体道路都是一致的，即先后经由五回道和灵丘道[28]。即使和平二年三月这一次文成帝不是走五回道到灵丘的，他此前一定多次经行五回道则毫无疑问。也就是说，文成帝及其随驾群臣，不止一次地经过徐水河岸的太武帝东巡碑，对东巡碑一定是熟悉的。可以这样设想，文成帝在滱水岸边的“御射”，其实就是对于太武帝在徐水岸边“御射”的模仿。正是因为东巡碑之名在先，故文成帝的御射碑只好冠以“南巡”之名。
以御射名碑，强调了碑铭对具体事件和具体人物的纪念意义，从而淡化甚至掩盖了原碑真正的名称中纪念“皇帝东巡”、“皇帝南巡”的意义。平城时代，拓跋集团以代北为根据，高屋建瓴地统治河北和其它地区，皇帝的巡视正是这一政治格局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拓跋集团出于代北，以征服者而成为统治者。从道武帝到孝文帝的平城时代，拓跋皇室及其代北集团成功地由征服集团改造成为统治集团。这个改造的历史过程，就是逐渐减弱军事征服色彩，而代之以政治统治所必不可少的官僚化与文化控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方面是征服者，另一方面又是统治者，这构成拓跋集团的身份二元性。御射碑的多次出现，集中体现了这种二元性。御射碑是北魏皇帝完成巡视转身离去时，对此行的一个政治总结。
今所知太武帝东巡碑，是定州地方政权所立，是否出于太武帝本意，还比较难说。郦道元《水经注》卷十一滱水注徐水条：“徐水三源奇发，齐泄一涧，东流北转，迳东山下。水西有御射碑。徐水又北流西屈，迳南岩下，水阴又有一碑。徐水又随山南转，迳东岩下，水际又有一碑。”[29]在徐水离开太行山区进入河北平原的这一小段路程中，竟有三碑。《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满城县条，称此三碑皆北魏所立[30]。这三碑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已无从考证。但认为定州地方政权竖立东巡碑，符合太武帝的政治意图，并且对后来的北魏君臣产生了影响，还是可以成立的。
北魏孝文帝“少而善射，有膂力”，但为了率导文治，“至年十五，便不复杀生，射猎之事悉止”[31]。尽管如此，他也曾因巡视而留下碑铭。欧阳修《集古录》有“后魏孝文北巡碑”，跋引碑文云“太和二十一年，修省方之典，北临旧京”[32]。赵明诚《金石录》历代金石目录中，亦收“后魏北巡碑”及“后魏北巡碑阴”，自注“太和二十年四月”，当有脱字[33]。孝文北巡碑，应当是孝文帝于太和二十一年（491）北巡平城（恒州）和盛乐（云中）之后所立。这次北巡，是孝文帝迁都后第一次回到代北，也是在刚刚发生反对迁都政策的严重政治危机之后，孝文帝所进行的一次重大政治活动。虽然北巡碑今已不存，但此碑关系当时政治甚深，当无可怀疑。从孝文帝北巡碑可知，北魏皇帝出巡并且立碑，决不是孤立的和偶然的事件，应该从当时政局的复杂背景中寻求理解。宣武帝的“御射”，发生在他结束巡视邺城、返回洛阳的路上。很显然，这也是一次政治活动。
《太平寰宇记》卷六七易州满城县条提到东巡碑时，称“中山安喜贾聪书”[34]，这应当是前列东巡碑碑文第十五行文字。贾聪不见于史，大概是定州僚佐。
[1]徐森玉发现东巡碑及有关历史问题，见傅振伦《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年前的魏碑》，《文物天地》，1998年第3期。但是，傅振伦在另一个地方，又称徐森玉发现东巡碑的时间是1936年春，而不是1935年，见傅振伦《七十年所见所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97页。这条材料承荣新江先生提示，谨此致谢。
[2]罗振玉的录文载《石交录》卷三，《罗雪堂先生全集续编》册三，台北，文华出版公司，1969年，977-978页；寿鹏飞的录文，载其《易县志稿》，本文转引自林鹏《寻访御射碑记》，《文物春秋》，2001年第6期；傅振伦的录文载《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年前的魏碑》一文。
[3]罗新：《踏访东巡碑》，《文史知识》，2002年第6期。同事李新峰先生，研究生林鹄、王抒同学，参加了对东巡碑的调查及随后对古五回道的考察，对我帮助极大，谨此致谢。
[4]林鹏：《寻访御射碑记》，《文物春秋》，2001年第6期。承蒙山西省考古所的张庆捷先生提示，林鹏先生在故乡寻访东巡碑，是受到张庆捷先生成功地清理和研究北魏文成帝南巡碑的启发，因而接受张庆捷先生的委托从事此一调查工作。
[5]罗新：《五回道》，《文史知识》，2002年第7期。
[6]北图藏东巡碑拓本，据傅振伦《隐而复显的一千五百年前的魏碑》一文，“1935年森玉先生在北平图书馆兼职，必以此拓持赠其金石部”，知为徐氏拓本。案东巡碑拓本虽然少见，私人亦间有收藏，见赵新洪《北魏“皇帝东巡之碑”拓片》，《文物天地》1991年第6期。
[7]《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77页。
[8]《魏书》卷九五《铁弗刘虎传》，2059页。
[9]《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81页。
[10]《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原佚，后人以《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及《高氏小史》补成，间有与今本《北史》不同者，故一并引据。
[11]《魏书》卷一四《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362页；《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年，557页。
[12]《魏书》卷四下《世祖纪下》，94页。
[13]《魏书》卷二八《古弼传》、卷五一《皮豹子传》，690-691页、1129-1130页。
[14]《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81页。
[15]《魏书》卷三○《豆代田传》，727页。
[16]《魏书》卷五一《韩茂传》，1127-1128页。
[17]《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传》，1824页。
[18]《魏书》卷四上《世祖纪上》，82页。
[19]关于文成帝南巡碑，请参看山西省考古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文物》，1997年第12期。
[20]杨守敬：《水经注疏》，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1048页。
[21]《魏书》卷八《宣武帝纪》，195页。
[22]金文明：《金石录校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388页。
[23]欧阳修：《集古录》，《石刻史料新编》第24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2年，17871页
[24]山西省考古所、灵丘县文物局：《山西灵丘北魏文成帝〈南巡碑〉》，72页。
[25]《魏书》卷五《文成帝纪》，119页。
[26]《北史》卷一五《魏诸宗室传》，572页。元晖此疏，虽然发表于迁洛以后，但也符合平城时代的财政布局。
[27]牛润珍：《魏晋北朝邺城初探》，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123页。
[28]罗新：《五回道》，39页。
[29]杨守敬：《水经注疏》，1083页。
[30]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七，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2年，517页。
[31]《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下》，187页。
[32]欧阳修：《集古录》，《石刻史料新编》第24册，17871页。
[33]金文明：《金石录校证》，32页。
[34]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六七， 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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