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者（群众）意识到君主的无上权力。所以公开刑罚并非伸张正义，因为覆水难收。公开极刑是为了极大彰显权力，如此就可以理解施虐与受虐倾向所呈现出的享虐主义心理。如果以正义为刑罚的尺度，享虐心理必然与正义有违，体现出麻木不仁、冷血残酷的非正义因素，表现出令人费解及反常的心理特点。但倘若以维护君权作为刑罚的根源，享虐心态就很容易理解：它成为权力报复的一种组成部分，由于参与了这种权力报复而获得一种分享君主权力的假想。而对生命的刑罚表现出的对生命价值的摧毁与践踏又使民众感到参与了君主的特权。在行刑过程中民众与君主是平等地观看受刑人的惨状。随着社会分工国家制度的完善、监狱制度的出台，人道主义口号的不绝于耳，君权社会的瓦解，公开刑罚被取消，君主权力被平等分给民众。这代表人类对个人权力的追逐不会因为文明的进化而有所收敛反而会因为文明的束缚而使这种权力欲望以一种隐晦而扭曲的方式呈现。人类在统一世界至高无上独裁的权力美梦被打碎了，所以开始退而求其次。君权的平等分散使得人类开始在有限领域中追求成为主宰者的可能。伦理关系中的家庭暴力、两性中的虐恋关系、文艺领域中的暴力倾向、日常交往的言语虐待全是个人权力欲望在过度压抑下所呈现的变态反映。
文明成就了人类也阉割了个人的权力。整个人类文明史中，从古至今一直都有一套强大的压抑个人权欲的机制，尤以中国为甚。古代是通过阉割（男）、裹脚女）、酷刑的震慑力，现代则是通过政治批判（附带身体折磨）和“道德谴责”约束压制与审判对个人权力的追逐者。
它在成就社会理性的同时也促成每个人内心非理性情感的极度饥渴与膨胀，助长了人类阴暗品性的发展。个人权力的严重缺失造成当代社会人类精神处境的享虐倾向。上个世纪六十至七十年代，这种享虐心理作为群众的无意识进行过一次难以扼制的爆发，恐怕我们每个人都不会忘记，我们的社会曾一度是一个广大的，好像永远不会收场的刑场。有人当狼，有人当羊，血腥暴力因抹上红色革命色彩而神圣化，在它的疯狂肆虐中，人、人生、生命被彻底遗弃，人遭凌辱杀戮的命运被突显。“大屠杀是一种价值，因为它在无法估量的痛苦中引入了无法估量的认知，其中蕴涵着无法估量的道德资源。”（33）中国历史上的酷刑文祸就是证明。
恐怕是这样吧！
二 虐恋
“虐恋是权力关系的性感化理论。相互自愿的虐恋关系的一个要素是权力结构中的统治屈从关系，……统治屈从方式包括使对方或使自己陷入奴隶状态，受侮辱，被残酷的对待，受到精神上的虐待等等。” (34)
“它是一种将快感与痛感联系在一起的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通过痛感获得快感的性活动。…… 所谓痛感有两个内涵，其一是肉体痛苦（如鞭打导致的痛感）；其二是精神的痛苦（如统治与服从关系中的羞辱所导致的痛苦感觉）。如果对他人施加痛苦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唤起，那就属于施虐倾向范畴（sadism 笔者注）；如果接受痛苦可以导致自身的性唤起，那就属于受虐倾向范畴（masochism 笔者注）……最常见的形式是鞭打与捆绑。”(35)它是对性资源的一种占有。
（一）文本举例
长久以来中国的文学作品在虐恋领域中呈现出一片空白，相对于西方的文学作品而言表现出对身体隐私的极大羞耻。然而随着暴力美学在文艺领域中的畅行无阻，虐恋不再成为禁忌反成为暴力宣泄的另一种新的途径。作家群体中尤以陈希我、王小波、卫慧、棉棉、贾平凹、王安忆等人为表现此类题材的个中翘楚。他们似乎开辟了灵魂面对文学的新方式（起码在中国是这样）。在那种方式下，生理的同时又是心理的“隐私”痛苦与性欲不期而遇。
《东宫?西宫》，王小波惟一的电影剧本标志其虐恋描写技巧的成熟。没有对政治权力的明显戏谑也没有对虐恋细节的恶意揶揄，就那么不动声色细致分明地展开了：阿兰因为警察小史的强壮与那一身制服唤起童年记忆的某种幻象，他几乎是主动被抓。于是那一个夜晚在公园的派出所里，阿兰的叙述在剧本的精巧结构中开始，其中不断穿插阿兰的童年印象：油腻的积木，挂钟沉重的声音，缝纫机的声响，穿插阿兰每一次隐秘而屈辱的情爱与性。剧本中阿兰作为男性所具有的同性恋倾向似乎已被忽略，他整个人所呈现出的女性气质在虐恋中的屈从地位升华成为主题。“我马上就感到自己是属于他的了。我像狗一样跟着他。他可以打我、骂我、对我做任何事——只要他对我做的事，我都喜欢。……我觉得在他身边总能有我呆的地方，不管多么小只要能容身，我就满足了。我可以钻到任何窄小的地方，壁柜里、箱子里。我可以蜷成一团，甚至可以折叠起来，随身携带。”（36）在这里，在那个漫长的审讯里，通过阿兰细腻的自白，呈现出一个被分析和透视的心理焦点，一种自愿供羞辱，供摧残的角色心理。警察小史羞怒交加的辱骂：“除了操人挨操，你丫脑子里还有点什么？” (37）阿兰在羞辱中极力地辩解：“生活里有些东西是改变不了的……每个人的生活都有个主题，这是无法改变的。”（38）阿兰身上被施虐造成的累累伤疤以及他在辗转中反复叙述的酷吏与女囚的故事既展现与异性恋相重合的内容——渴望被爱，温柔的奉献与全心的等待付出；又有同性恋由于不被社会接受而无从找回身份认同途径的绝望，以及在绝望中的反复挣扎与选择——成为受虐一方以求被认同。在想象中将受虐转化为美的执著。酷吏与女囚、小史与阿兰之间那种暧昧不明欲迎还拒的性关系在阿兰平静而简单的叙述中被强化了。阿兰双性的倾向，那女性的气质与男性的躯壳已经无关紧要了。他似乎已经被抽象成为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单纯地表现一种受虐的情结。故事的最后阿兰从回忆中惊醒对小史告白：“我爱你……我的毛病就是我爱你。你再打我吧……”（39）酷吏与女囚的意象反复纠缠，绿色的爱，最纯粹的恐怖。爱从恐惧中生化出来，就如绿草中的骸骨一样雪白。这种幽深的翠绿的情欲通过传奇而又神秘的叙述演绎小史莫可奈何的内心独白：“其实……我总是那个衙役、那个刽子手，而她总是个女贼。”（40）女贼容貌的残败以及阿兰从警察局中走出时脸上徒留的残妆，在小施被最终引诱、潜在的施虐倾向被唤起的故事逆转中，加深了剧本对人性的疑问：都在质疑人作为文化群体的性别意义，人本身的意义：也许你想过要占有什么，占有自己的美丽，占有别人……但这都是幻觉。人生在世，除了等待被占有，你还能等待什么呢。阿兰不在乎自己的美，也不在乎自己的性别。他说：“从内心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甚至不仅如此。……他也可以很美丽。因为美丽不仅是女性所专有。”（41）我们再一次体会了人物的自我，一个视性为罪恶渊薮的时代扭曲了的少年人的心态——对自己的发育充满恐惧，总是感到忧伤与羞辱，总是以受虐的角色完成自己的性成熟。可能是对于人物心理的极度关注，也可能是因为对个人权欲的充分探究，虐恋似乎已是王小波作品中挥之不去的主题。《未来世界里的日记》：王二与前妻相爱很深，他们在王二劳教的碱场里开始恋爱，她是管教，他是犯人，她爱他的方式是对其进行爱的训练与奴役。爱成为可操作性的一门技艺，性则是直接对生殖器发号施令从精神到肉体强奸的口令。她爱他的方式总带有权力在握的优越感以至于她本身已成为权力的象征。王二生活中还有一个叫“老左”的女人，此人以自杀相胁迫，使得二人的做爱体现出义务性，成为被迫的任务。王二在感受到肉体受虐的同时还得满足这个女人对性权利的单纯渴求。
《黄金时代》中王二和陈清扬出斗争差一章：在庄严肃穆，群情激愤地批斗坏分子的表相背后呈现的是场面无比宏大的虐恋游戏。虐恋要求充满游戏娱乐性的特征似乎在这个故事中表露无遗。本来是一场政治活动的神圣批斗场面反而成了和谐的施虐与受虐游戏。不仅陈清扬在被批斗时感到情欲勃发，她还看见批斗者（施虐者）也因为目睹她受辱屈从的场景有了性唤起。
《2015》中：艺术家们在习艺所里被测智商亦遭电刑考验熬刑能力，女执刑者与受刑人打情骂俏，“我舅舅”甚至在受刑时全然不觉痛苦反而获得了淋漓的性快感。《革命时期的爱情》中：X海鹰的性意识欲望充斥着革命意识形态。认为一切性行为都是强奸。男女之间充满仇恨，性交与鬼子严刑拷打紧密纠结。“打罢！强奸罢！杀罢！我绝不投降！”（42）她在性中寻找革命、战争与青春。她穿着象征权威的旧军装对王二颐指气使，以致王二在幻象中一次次强奸她。游戏化、仪式化、恋物（军装）癖充满我们的视觉感官，通过异教徒与圣女芭芭拉，日本鬼子与中国少女的幻想体现出X海鹰强烈的受虐情结。《未来世界》中：写作公司的写手们脱下衣服被藤条抽打臀部的场景是对经典虐恋（捆绑与鞭打）场景的戏仿。而女警察脚下那双鹿皮的高跟鞋，黑色的制服权且充当了虐恋的道具，象征令人恐怖的权力。“我”虽在第一次的鞭笞中感到羞辱，但为了苟且活着仍接受了每月鞭笞的帮助教育，最终投入到与执鞭人挑逗与调情的虐恋游戏中沦为受虐的一方。王小波的作品似乎以享虐为同盟，在种种惊世骇俗的赤裸间弥散出异样的痛楚与优雅，将种种权力的角斗表现成荒诞滑稽的施虐与受虐的游戏，其中施虐者又以女性居多：女团支书（《革命时期的爱情》）、女医生（《我的阴阳两界》）、女老师（《白银时代》）、女警察（《未来世界》、《2015》）。小说中几乎涉及现实生活中典型权力关系场景中存在虐恋关系的一切可能：警察与犯人、老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提审者与受审者……
倘若王小波的小说中享虐与权力之间的关系是可以触摸的社会真实，那么陈希我作品中虐恋的主题显然更深刻地依附生存权力的背后表现出对生存境遇变态的关注。《放逐，放逐》（43）中那让人为之屏息的结尾，一对通过虐恋建立感情的一老一少，一男一女，女子把碎玻璃扎进老头的心脏，老头居然因为爱她引导其逃亡，并当着追来人的面将玻璃尖刃刺入心脏喊道：我自杀。《绑住我吧》（44），光是标题就耸动地揭示了虐恋的经典场景。《我们的苟且》（45）中，一对小恋人为了能够有实质性交媾千方百计让女方的未婚夫为其破身。即便天生对疼痛有着超人的敏感也要执著于破身的疼痛。因为这种疼痛代表爱？所以主动受虐是对爱及仁慈的渴求。因为下意识里她认为只有屈从于疼痛和羞辱才能得到爱。是不是人在绝望时只能靠虐待与受虐获得生存的理由？陈希我的作品中的虐恋主题不再像王小波一样呈现出对政治权力的挑衅而以性分散权力的集中，将我们的注意转向我们存在的最基本问题。从外部世界的转化转向我们精神世界的变化。通过虐恋表现出我们肉身的沉重及精神的残疾。《我疼》（46）中那个总感到身体疼痛害怕性交的女孩主动哀求男性带给她这种痛苦。还是因为爱吗？我们的尊严陷入一种失语的境地。在这里肉体上的虐待最终转化为精神上的矮化表现出单纯渴望精神痛苦的倾向：即性中统治与服从关系的羞辱带来的痛苦感觉。“我疼”，但是我别无选择，最终无可救药地享受并且喜欢。
文明对身体写实打上的烙印让先锋作家不堪负荷，先后解禁投入身体写实以虐恋宣泄文明束缚之下压力的文艺家们表现出对身体快感极度地享受与诚实。这种回归本能的美学追求虽无法负荷思想启蒙、政治宣传之功用，但它所宣扬的对个人欲望权力的追求仍是对中国文学缺失的弥补。毕竟在中国文学的漫长发展过程中，在儒家正统文学统摄的范围内，只有零星地以娱乐、开心（神魔、志怪）为主旨的作品偏居一隅，偶有涉及风月的也被称作淫词浪语为避诲淫诲盗之嫌而被赶尽杀绝。在君权统治消失后，人与人之间的水平关系被日益突显提升到权力的中枢地带。人在性领域中妄图成为主宰的渴望日益明确，也无怪乎中外文艺作品以虐恋为主题的作品不胜枚举。我们甚至可以列出长长的作品清单，其中不乏大家熟悉的大师。
经典的虐恋作品：中国可以从对纣王及隋炀帝的记传中找到源头。纣王昏淫无道，好酒色，喜淫乐，以酒为池，悬肉为林，淫乱暴虐无以复加；隋炀王则征集“殿脚女”（拉纤的少女供隋炀帝淫乐）造“任意车”（在车中任意虐杀摧残被缚住手脚的少女）。西方则以萨德和马索克作为经典之最。萨德的所有作品无不充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