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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委员会”(简称“中央文运会”)，由宣传部长张道藩任主任委员，宣传部副部长潘公展任副主任委员。中央文运会的"工作目标”，虽然标榜“以文化力量增强抗战力量，以文化建设促进国家建设”，主要任务是“规划全国文化运动之各种方案”，“协助策进各地文化事业”，但它实际上是想方设法限制各地、尤其是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它要求“今后无论团体或个人，应大仁大勇，身先作则，领导全国人民，切实服从政令军令”，“要完成三民主义的文化建设”。众所周知，当时所谓“政令军令”无非是消极抗战，积极反共那一套，而“三民主义”又必遵国民党当局的解释，这样，就必然严重妨碍和限制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1943年9月8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的五届十一中全会还通过了《文化运动纲领》，这集中地体现了国民党领导抗日文化运动的倒退的、保守的、反动的指导思想。该《纲领》强调：“仁爱即民生哲学的基础，民生哲学就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这即是说“中华民族文化的哲学基础”就是“仁爱”。《纲领》要求“坚定三民主义为救国救世界的主义的信仰”，“确认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与礼义廉耻四维为律定群己关系的共同目标”。还要求“建立三民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及文艺的理论体系”，等等。这样的《文化运动纲领》使国民党的文化(包括文艺)思想理论倒是体系化、党化和法典化了，但是，更复古、倒退、保守和反动了，因此，这个《纲领》更严重地阻碍和破坏了重庆的抗日文化运动。
综上所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的有关机构，在领导重庆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中，主要的一致之处是抗日和反对汉奸，因此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时期，国共双方能在一段时间内一致领导发动重庆文化界进行抗日文化运动，并推动其迅速蓬勃发展。但是，由于国共双方有关机构在领导抗日文化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有不少很不一致的地方，而国民党方面的一些指导思想显然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因此，必然导致重庆抗日文化运动出现激烈的矛盾斗争，以致严重阻碍和破坏抗日文化运动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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