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佣觥梗詾闈h族復興張本48。《國粹學報》第15、16期於卷首接連刊出岳飛畫像與遺墨數幀，題識曰：「公抱種族之痛最烈，夙懷忠憤。今去公七百餘年，而公之排斥異族、忠君愛國之精神，猶可於此尺幅之上想見之云」。1904年，蕪湖安徽公學教師更發起組織「岳王公」，假岳飛抗金之精神，為反滿革命宣傳49。
1903至1904年間，《新白話報》刊出題為《文天祥》的傳記小說，呼籲國人效法他們的愛種之心，投入排滿革命的行列50。1904年《覺民》雜誌亦載有《為種流血文天祥傳》一文，譽之為「首豎義旗、攘斥胡虜，九死不屈、為種流血」之大豪傑。同年，有署名「遁園」者，於《揚子江》四期上刊載文天祥與謝枋得二人合傳。
此外，明末反清史事更因與排滿革命直接相關，尤為革命派所注目。如黃節的《黃史列傳》成傳的二十人中，明清之際抗節死義的忠烈之士或矢志光復的遺老孤臣有左懋第、張煌言、陳子壯、張家玉、陳邦彥、張斐、鄺露等七人。其他如夏完淳、朱舜水、李定國、張名振諸人，也有馬敘倫、陳去病等為之立傳，載於《國粹學報》諸號。在晚明的「民族英雄」中，傳誦最多的是史可法和鄭成功兩人。1903年，《江蘇》第六期載《為民族流血史可法傳》一文，將史可法比做文天祥第二，因為他們都是為民族而死51。同年《江蘇》第四期卷首附史可法畫像一幀，後錄詞一闋，對史可法「義析春秋、防嚴夷夏」的種族精神讚揚備至。1904年，《揚子江》第三期也刊出黎士宏所撰《史可法殉難記》一文，同樣譽之為「為民族流血之偉人」。同年，《漢聲》載有《陸沉痛》傳奇，描寫史可法死守揚州、兵敗殉難的懿行義烈，反復說明「種族」之義，號召國人高標義幟，「振起天聲，廓清故宇」52。
清末，對於鄭成功的敘事論述，數量之多，分量之重，是其他「民族英雄」所不能比的。1903年，《浙江潮》連載《中國愛國者鄭成功傳》長文。同年，柳亞子也在《江蘇》發表《鄭成功傳》一文53。1904年的《中國白話報》也發表了白話文的《中國排外大英雄鄭成功傳》。除此之外，清末所寫詩文中涉及鄭成功的也有很多。如《國民日日報》即收錄詠贊鄭氏的長詩二首：劍公所撰《鄭成功》和慈石所撰《讀鄭成功傳》。1906至1907年間，有署名「浴日生」者於《民報》分期刊出《海國英雄傳》歷史劇，雖完成未及一半，但作者已于序言中肯定：「夫自莊烈殉國，韃靼入關，其不愧黃帝子孫，泣血誓師，不共天日，與逆胡抗戰，卒據台灣一片幹淨土，延明祀於二十餘稔者，其吾國英雄鄭成功之力也。」541910年，《民報》復載《南洋華僑史略》一文，特辟專章以敘鄭成功據台抗清史事。
自然，漢族的歷史並非全是光榮的戰史和輝煌的成就，民族戰爭中的失敗和恥辱也是革命派藉以喚醒漢族同胞的手段。1907年，《民報》第十八號起連載《桑澥遺征》，以宋明忠臣義士的事蹟來鼓吹排滿55 。共輯《錢謙益致瞿文忠公蠟丸書》、《陳鑒哭臥子陳公文》、《劉均楊娥傳》（第十八號）、《陳臥子報夏文忠公書》（第十九號）、《陳臥子徐文靖公殉節書卷序》、《陳臥子袁烈婦傳》、《陳臥子玄絲傳》（第二十號）、《陳臥子皇明殉節光祿大夫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虞求徐公行狀》（第二十一號）、《夏存右大哀賦》（第二十三號）。《民報》第十九號《本社特別廣告》二說：「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歷史事實為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海內外志士如有諳於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務祈據實直陳，發為篇章，寄交本社。又，宋季、明季雜史遺集，下及詩歌、小說之屬，亦望惠借原書，或將原書鈔錄，寄交本社，以資采輯，漢族幸甚。」
這種藉讀史以培養民族思想之理論，遂成為清末革命者所趨。魯迅說，東京留學生中有一部分人，「專意搜集明末遺民的著作，滿人殘暴的記錄，鑽在東京或其他的圖書館裏，抄寫出來，印了，輸入中國，希望使忘卻的舊恨復活，助革命成功。」56一時間反清英雄們的傳記、反清思想家的文集、太平天國的戰史、清軍入主中原的痛史、各種歷史古籍和珍貴的照片畫像，充斥於留學界。如《廣州三日記》、《嘉定屠城記》、《亡明流血史》、《亡國慘史》、《大明亡國痛恨史》、以及明末清初反清思想家顧、黃、王所著的《明夷待訪錄》、《原君》、《原臣》、《黃書》等都翻印出來，廣為散發。國粹派的黃節有感於國家種族之瀕臨滅亡，發憤作《黃史》，全書網羅歷代節烈志士凡一百八十人，實際成傳者二十人。陳去病則刊有《明遺民錄》一書，搜羅典籍至數萬卷，所傳人物，分省論次，氣勢尤為博大。還有馬敘倫的《嘯天廬搜幽訪奇錄》、劉師培之《刊故拾遺》、龐樹柏之《龍禪室摭說》等筆記雜誌，也都記述了大批宋明人物的佚行遺烈57。 三 「漢奸」痛史
除了異族與漢族是仇敵外，還有就是漢族內部的「漢奸」與非漢奸之分了。為了聲討國內「漢奸」助紂為虐，對歷史上臭名昭著的「漢奸」進行鞭斥也是當時宣傳的一個方面。
早在1903年，章士釗就寫了一篇《漢奸辨》來辨明真正的「漢奸」。作者認為，漢人與外人皆有稱「漢奸」者，其中必有混淆，故應辨明何種是真正的「漢奸」。「所謂真漢奸者，助異種害同種之謂也。」58這自然是站在本族漢人的立場上而言的。對於滿人所謂的「漢奸」，「乃漢族中之偉人碩士，即為愛同類之故，甘心戎首，雖犧牲其身而不顧」59。
1906年《漢幟》創刊，其《驅滿酋必先殺漢奸》一文回顧了中國歷史上的「漢奸」，只要是與非漢族人交往的，一概罵倒：遠自商周，周幽王被犬戎所殺，實為「漢奸」之「召戎伐周」，而「申侯鄫人為中國第一次賣漢之奸也」60；周末狄人滅衛，也是衛人反戈助狄所致。
漢代高祖平城之敗，作者以為是「韓王信之為冒頓助」；漢武帝時李陵之敗，實「管敢」為單于報信所致；蘇武被羈留，則是衛律貪封而謀；匈奴一再犯邊，趙信屢為計畫；王昭君嫁胡，是一畫工所陷害，「石顯毛延壽尤為無形之漢賊」。
五胡亂華，「漢奸」尤多。有司馬穎之參北單于丞相事；孔萇之效命劉淵；有徐光、張賓為石勒謀；有王濟、高詡為慕容鮮卑謀；有呂婆樓為氐人符氏薦賢、王猛為之整軍、李威為之議政；於是胡禍蔓延，成南北分朝之慘局。北魏拓拔珪之所以能統一北方，實有李先教之讀書，後孝文帝「以胡人混合我種」，又是薛聰、李沖、李彪、高閭、王肅等人所助，總之，「無一非漢奸」61。
唐至五代，遇中國有事，則收胡兵助剿。如高祖欲平群雄，則稱臣於突厥；唐玄宗為控制河北，則用安祿山；唐肅宗欲平兩京，則徵兵回紇；唐僖宗欲討黃巢，則借軍沙陀……所以有唐一代，「舉國皆含有通虜性質」，也就無怪乎「虜禍不絕」了62。五代亦是如此，為了一己私利，或與契丹結好，或稱兄弟，或稱子，「為千古中夏之奇辱」。更有一班人如韓延徽、盧文進、喬榮、李崧、馮道、劉昫、張彥澤，等等，為契丹成中原之天子，用心用力，「則是五代以來賂胡之辱」。其間只有唐太宗擊頡利可汗，周世宗殺漢內奸，而一展漢威，為漢族子孫「得意之舉」。結論是：「劉黑闥、劉武周、楊國忠者，隋唐之漢奸也；韓延徽、趙延壽、楊光遠、杜威、劉崇者，梁晉漢周之漢奸也」；「唐之高祖、玄、肅、僖，五代之朱溫、石敬瑭、劉知遠、郭威者，三皇五帝之漢奸，而唐太宗則三皇五帝之繩孫」；晉王李存勖因非漢人，為「三皇五帝之雜種也」63。
有宋一代，有四戎之害，作者認為也是「漢奸」召之。如太祖聽信法吏之言，因忌漢將，始有靖康之禍；楊業遭嫉，寇准受譖，張洎被黜，於是夏遼皆成大患；金之通宋，則有童貫、王黼、趙良嗣、蔡京、蔡攸諸小人結金；宋北部失陷，因有張邦昌、劉豫、李梲杜的降金；宗澤為汪黃所阻，岳飛為秦檜所害。
元因得姚樞，而漢人士大夫始有北向者；因得趙復，而北方始知學經講性理；因得竇默，忽必烈始聞立綱常；因得許衡，而蒙古人始知崇孔孟、立學校、定官制；其他如劉整獻樊城、范文虎叛安慶降、張弘範逼厓山、趙孟兆頁附金、等等「媚元諸臣」，「指不勝屈」。
清初入關時的「漢奸」主要有：北方的范文程、金之俊、吳三桂、洪承疇。「三藩之亂」時，「漢奸」有廣西的孔有德；廣東的尚可喜、耿仲明；陝地的趙良棟、張勇、五進寶、孫恩克；楚地的蔡毓榮、徐治都、萬正色；閩地的楊捷、吳興祚、趙貞；浙地的李之芳；粵地的傅宏烈。台灣鄭成功割據時，則有漢奸姚啟聖、藍理、施琅、施世驃。川楚白蓮教起義時，則有「漢奸」楊遇春、楊芳。太平天國時，則有曾國藩、曾國荃、胡林翼、李鴻章、左宗棠、駱秉章、沈葆楨、彭玉麟、羅澤南「殘殺同種」。咸同撚軍時，李鴻章、劉銘傳、張樹聲則「再殺同胞」。在政治、文化方面為清酋效力者，則有紀昀、阮元、趙中喬、岳鐘琪等，「如恒河沙數」64。
到如今，要殺漢奸，必殺康有為、梁啟超；必殺張之洞；必殺「慶祝立憲黨」、必殺「各官吏之暴者」、必殺「各監督兵官之妖者」、必殺騎牆派。作者認為，「漢奸」與滿洲有密切的關係，實已同化於滿，所以，現在殺「漢奸」，「謂之殺漢奸也可，謂之殺滿人亦可也」65。
再如《民報》所載《虎倀遺恨》，作者署名曰「有媯血胤」，內容也是揭露「漢奸」醜史的。它記錄的主要是清初為清平亂時的「漢奸」，有吳三桂、施琅父子、李光地等人。其中，吳三桂「率其醜虜，深入滇黔，窮搜緬甸，弒帝酖后，躬行悖慝」 66；施琅假託父仇，效忠異族，「負恩鄭氏，負恩明室，因以負恩於我中國」 67；李光地，名為理學名臣，卻不知「嚴夷夏之大防，明春秋之本義」，無氣節，少志趣，「行傾險之鄙事，蠟丸告變，甘為猛虎之倀」68。 四 漢族燦爛文化──「國粹」
文化的差異是區分民族的重要手段之一。而且，一種民族文化形成後，具有相當的穩定性，又成為聯繫民族的的紐帶和保持民族特性的工具。20世紀初，中國國內出現了一些「醉心歐化」的現象。但是，因為當時清政府雖實行「新政」，但對傳統文化仍然堅持「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僵硬原則。清廷制定的教育總旨仍是「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實五端」69。學部規定的教育章程中，依然規定「經學」為必讀課目、治學之根本。河南巡撫、湖廣總督、湖南巡撫、江蘇巡撫等紛紛上奏，要求建立存古學堂以保存「國粹」70。在社會生活中，許多政府官員仍然抱著傳統倫理綱常不放，更不用說領導下層「開放」和「西化」了。可見 「崇洋媚外」之風遠未達到狂熱的程度。
中國的國粹思潮，與其說是針對歐化主義而發的，不如說是應乎「排滿」革命的需要而發的。革命派直接承接戊戌時代「保國、保種、保教」的餘緒，只不過他們的「國、種、教」，專指漢族的而已。他們需要借此來激揚民族精神，以資革命。「為甚提倡國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愛惜我們漢種的歷史。」71
1906年章太炎從上海出獄東渡日本，出任《民報》主編，成立國學講習會，後又辦國學振起社，自任社長。許多留日青年雲集他的門下，聽他講解國學。章太炎也標榜「上天以國粹付余」，在主編《民報》後發表了一系列宣傳保存國粹的文章。章太炎把宣傳國粹與反清革命聯繫在一起，使民族的歷史文化變成了進行革命的思想武器。於是興起了一種國粹主義思潮。山西留學生主辦的《晉乘》居然把宣傳國粹列入他們的「六大主義」之首；《雲南》雜誌專出《滇粹》以表重視；《民報》也連篇累牘刊出論述國粹的文章，並聲明「專以歷史事實為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72。
所謂的「國粹」，就是漢族古代的優秀文化，從先秦諸子到歷代思想家、政治家的論著，從音韻小學旁及典章制度、歷史人物、史學文學，等等。所以，革命派所維護的「國粹」，則是原原本本的漢族的族粹。章太炎認為國粹內容有三大類：「一是語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蹟。」73顯然，國粹派所說的「國粹」是指中國的傳統學術，基本相當於現今人們所稱的「國學」或「傳統文化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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