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的理论深度。
如对太平天国运动，不但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变化和各种矛后的交错激化等方面详细讨论了爆发的原因，肯定了其反帝、反封建的历史地位，还对它的成败得失作了透彻的分析，认为太平天国战争之所以小同于以前的单纯的农民暴动，乃是由于“当时国际资本主义的浪潮已开始冲毁了农村的藩篱，破坏了国内农民手工业者的自足经济。因此这一时期的农民革命内战是在国际资本主义的侵略与国内封建势力的榨取错综交织之下必然爆发的革命战斗”。[4]（P62) 至其失败，除了敌对势力相对强大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方而看，还有这样一些原因:一是没有先进阶级(市民阶级或“现代城市生产阶级”)的坚强领导，“仅仅以贫农及破产手工业贫民为中坚，他们缺乏集体的有组织的斗争力量，保持着浓厚的封建私有观念，更没有为创造新社会而战斗之明确的目标，因此容易涣散革命的团结力量，小能忍受反革命的强有力的打击”。二是战略上没有主动汇合全国的反清势力，如北方的捻军、南方的三合会、小刀会等，组成统一战线而壮大自己。二是在形势一度有利的情况卜，军事战略上未能及时组织足够的力量，去摧毁清廷的统治中心，使他们“得以从容布置，调兵遣将来反攻革命”。四是未能使群众的斗争力量和整个革命战争适当地配合起来，“结果造成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在军事力量离开的地方，有战斗力的群众亦随军而去，使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得以盘踞于农村与城市结集武装力量袭击革命”。五是太平天国运动中后期高层领导的腐化和内讧，极大地削弱了自己的力量。[4]（P96-98）
不仅如此，在论述同属下层农民反抗的捻军暴动和义和团运动时，书中还注意通过与太平天国的比较，去更深入地把握其特点。指出，捻军与太平天国虽都是农民反封建统治和剥削的革命，但其参与的成份(贫农及流氓无产者为主干)、作战的方式(流动作战)、遭遇的对手(纯由地主、贵族和商人组成的封建统治势力)、打击封建势力的程度(仅仅是一种军事打击)，都与后者有着相当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是由当时南北小同的经济状况所决定的。至于义和团，其活动“固然是带有浓厚的反动性的，但本质地说来，它却是破落的农民与贫民反对奴役与扶开始就给统治阶级所利用，便陷于自杀的矛盾中而不可自拔了”。[4]（P115-116.287）这些分析，即使在七十年后的今天看来也仍不乏其启示的意义。
其余如对晚清帝国主义列强侵华过程中纵横裨阖的外交关系之揭露，以及戊戊变法、辛亥革命等历史事件的剖析，也都表现出这一擅长理论分析的特点。
特别难能的是，本书的公开出版，正值蒋介石加紧“围剿”共产党领导的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之时，但平心本着一个曾经受党教育的进步史家之良知，对一些现代史上的敏感话题，仍能抱定宗旨，决小迎合国民党当局，作违心和违背史实之论。书中高度评价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1923年“二七大罢工”和1925年“五卅”运动，又直斥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四·一二”血腥“清党运动”为“苦推打”，“共产党员、左翼分子及工人被捕杀者甚众”。对于南昌起义，也能实事求是地述其原委，并分析其军事上失败的原因，指出其除“军事方而的战略错误而外，在政治方面主要是缺少广大工农群众为基础，更没有发动土地斗争，造成了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4]（P389-392）虽然因条件的限制，书中还不可能就这些问题展开充分的论述，但这样做，在当时已十分不易，对于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了解共产党以及国共关系的真相，尤具实际的意义。
平心的《中国近代史》，无论是叙事风格还是理论框架，都为当时的近代史研究建立了一种全新模式，给人以莫大的启示。该书出版后，曾在八年内连印十余版，受到多方的推赞，便最好不过地说明了这点。 三、直笔书当代，正气贯长虹
在抗战进入最为艰苦的相持阶段，平心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两本现代史著作。
《中国现代史初编》原名《中国民主宪政运动史》，1940年由香港国泰公司出版。全书分两编，序编四章，专论中国民主宪政运动的基本理论问题:本编八章，通过具体史实的剖析，论述自太平天国运动至抗战时期（1940年初）民主宪政运动的起伏进程。
《论新中国—中国的现在与未来》1941年8月初版于上海，署名青之。是一部讨论抗日及民主建国前途的时论与史论。书中《新中国的道路》一章，系依据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的基本观点对中国民主革命的性质及其前景展开的理论探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分的论述，不仅有力揭露国民党内反共亲日派摧残民主、破坏抗战的行为，驳斥了他们种种颠倒是非的谬说，还保存了不少难得的史料，包括国民党方面为“剪除异己”制定的一些秘密文件，以及当时海内外有关民主区和国统区的报道和评论等。该书出版不久，就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和上海“租界”沦陷，在日伪查禁反日书籍的重压下被迫毁版。
和前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史》相比，平心的现代史研究虽然在时间范围上并无大的逸出，内容重心却发生了明显转变。前者突出的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转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后者则略于一般熟知的政治史与内战史，强调“以人民自觉运动为中心，对于一般史书所忽视的人民政治生活史与民族觉醒史，叙述不厌求详"，[1]（卷头例言）凡各时期民主运动、政治改良运动、民族解放运动、文化运动、民众运动、民主思想史与社会思想史，以及制宪史与宪法条款等，特别是有关太平天国、清末维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大革命的讨论，小仅篇幅大增，认识的层次也较前大为深入。在他看来，“近十年中国历史学界渐渐腾涨了清算旧史观的科学新潮，一般新历史学者企图用科学方法重新整理中国近代史:但无可讳言的，一种公式主义的积习严重妨碍了中国新史学的发展。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有些人离开中国特殊的历史条件和民众实践，机械地背诵新史观的公式，按照西洋社会史的模型米解说中国近代史:他们不能也不愿理解历史的一般规律在特殊状态中的具体展现，结果，为中国人民创造出来的生动历史场面，为中国近代民族生活所显示出来的无数历史特点，是给那种干枯无味的教条主义所荫蔽了。”[1]（自序）故其史风在保持前期注重理论分析的同时，对具体史实的评价也更趋于从实际出发。
如太平天国运动，《中国近代史》原将其定性为“划期的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4]（P61）《中国现代史初编》则在对此作了详尽分析后，指出它实为“中国民主运动的前奏曲”，[1]（P146）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不可能成为正式的民主革命”，其政策“尽管表露了许多反封建的民主主义色彩，然而这些政策执行并不彻底。甚至在许多地方仍旧抄袭了封建主义的老文章”，他们反封建的土地法令并未得到实行:颁布的行政、法律、社会政策虽含有民主的成份，却也保留了不少封建积习，特别是当其领导层滋长了骄傲和脱离群众的情绪时，“封建的潜势力就会在运动的组织中作怪，侵蚀民主的幼芽”，削弱革命力量。（同上P155）对于五四运动，《中国近代史》原来只有不到10页的描述，论证也很不充分。《中国现代史初编》则以60余页的篇幅作了详尽分析，认为五四运动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纪元，使中国革命的巨潮从此“不再在旧的狭小的河床中奔流，而己经扩大了水道，日益与世界各国新人群与被压迫民主革命运动汇合起米，并且作为整个世界革命运动(产业劳动集团的世界革命)的一个支流而奔腾入海。”它不但保留和扩张了急进市民与小市民的革命力量，还吸收并培养了劳工大众来强化和更新民主主义运动的阵容。（同上P269-270）这些地方，都反映了作者敏锐的史识。
平心的现代史研究，始终贯穿着强烈的现实使命感。书中，他一再表示，自己“对于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注重各个阶段的历史特点与历史教训的分析”，目的在于供研究中国革命问题参考，（同上“卷头例言”）或者说是“为了战斗的需要”[3]（初版自序）为此， 他不但总是站在关怀祖国和民族历史命运的立场上去思考、研判现代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把眼光投向了发生在人们周围的当代历史事变，如1933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上海“一二八”以1933年初日本侵占热河等事件的及时报道:40年代初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中，又对当时全国人民最为关注的卢沟桥事变和抗战开始阶段的徐州会战、武汉保卫战、华南战事，相持阶段各地区的正面战和敌后游击抗战，乃至皖南事变的真相与内幕作了论述，并十分注意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
如在分析1924年至1927年的国民大革命特点时，他指出，这场革命之所以一度爆发出所向无敌的力量，乃因它是在一个新统一战线形成的基础上展开的，该统一战线订立了当时“最进步的民主革命纲领，动员了最广大的人口加入战斗。它是以生产大众的战斗力量为中心支柱，而革命的率领者是最进步的产业劳动大众与革命的市民及其代表联合组成的革命同盟”，尤其是工农大众的大规模加入，以及他们之间的密切结合和所发挥的突出作用，都是在中国革命史上破天荒的。也正为工、农“这两种运动作了革命战线的中心内容，同时市民层与劳动界的二重领导在革命进程中尽了决定的推进机作用，当此二重领导趋于分裂之时，也就是大革命退潮之时”。[1]（P429-430）作为一名亲身参加过国民大革命而又差点被淹没在革命失败血泊中的战士，平心对于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破坏国共合作、叛变革命的行为深感痛心疾首。如果说在《中国近代史》中，迫于当时的形势，他还只能用简略而貌似“中立”的隐晦语言叙述这段历史的话，那末，在上海“孤岛”抗战时期撰写出版的《中国现代史初编》和《论新中国》中，他却利用特殊的环境，对这一历史真相作了相当的披露。书中，他公开指责蒋、汪合流发动血腥政变，造成“工农组织被封闭，群众运动被禁压，许多左翼分子被逮捕枪杀，无党无派的无辜民众死于恐怖时期者盈千累万，‘宁可枉杀千人，不可放走一人’成了武汉政变后杀戮无辜的流行口号。整个大革命的轮轴逆转过来了，民众运动的齿轮几乎全部停滞了”。（同上P470）并深入分析了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帝国主义的进攻革命，封建残余势力的侵蚀革命，民族市民层的背弃革命，小市民层的动摇变节，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中国军队的雇佣制度，以及革命率领的机会主义错误，都是大革命失败的重大原因”。要求“深刻地记取和学习大革命的教训，克服大革命遗留下来的各种不利条件，发展大革命传统下来的各种有利因素，继续完成大革命所没有完成的新民主主义任务，争取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共和国之建立，这些乃是中国人民不可顷刻怠忽的革命勤务”。（同上P477-478）
平心的这番话，既是论史，也包含着对时局的深切忧虑。事实上，由于抗战以米国民党当局中的顽固派和亲日派不断发出“反共”叫嚣，加紧对内摩擦，试图破坏抗日统一战线，至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发生，更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遭遇空前的危机。对此，平心怀着极为愤慨的心情，接连发表了《从明末党争说到今日国事》、《国内时局恶化的内幕》等文(这些文字，后来都收入当年出版的《论新中国》中)，以辛辣的笔触和大量无可争辩的材料，揭露了国民党反共分子背信弃义、破坏大局、坚持独裁和反对民主的卑劣行径。指出:此次事变的发生，是国民党内亲日反共派蓄谋己久的，这些人本米就缺乏抗日到底的信心，又害怕共产党在抗战中力量日益壮大和威信的小断提高会危及其独裁统治，于是“不能不布置和施展毒辣卑鄙的反共阴谋，不能不用尽力气分裂国共合作。然而，倘只有亲日派的阴谋活动，事情还不十分严重。问题是在于亲英美派中的顽固分子也参加了反共的预谋与合唱。尽管他们在利害上和亲日派还有矛盾，但在反共一点上刚好被亲日派觑中了弱点，加以利用。他们钻进了亲日派安排好的恶毒圈套，客观上当然也就是中了日本以华制华的狡计”[3]（P187-188）而日本军国主义则正欲利用这一机会，“来捣毁中国抗战相持阶段的安定性，破坏中国的总反共准备，确保和经营其占领地”。（同上P217）然而，他们的阴谋一旦败露，立即就会遭到“愚民”的反对。历史己经证明，“凡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