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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所谓“国学热”

时间:2009-8-8 16:51:37  来源:不详

季羡林教授有一句名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意思是说,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永恒不变地主导世界:它总会衰落,让位、退休、靠边站,从文化的一号位置滑向配角位置。这不,西方文化主导世界的年月已经够悠长的了,从20世纪最后十年开始,它应该向我们东方文化--而且特别是向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让位了(详见《"天人合一"新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1期)。

季羡林教授形象生动的论断引起不少争议。有人说这是文化循环论,有人则谓之曰一厢情愿想当然。然而,大家不能否认的却是,季教授的论断确乎反映出一种文化思潮的变动,是这种文化变动的一部分。这种文化变动,就是与八十年代文化思潮迥然相异的“国学热”。

让我们回忆一下八十年代的情景吧!假如不健忘的话,人们当还记得,那个时候,你绝对看不到季羡林先生这样的论断。即使这样的论断存在,你也听不到。因为,它被另一种声音盖住了。这种文化的声音非常高亢,格外激昂,容不得别的声音存在。这种声音,让我们想到世纪初的新文化、五四,仿佛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又转世重生了。他们高喊着“打倒”、“打倒”,“拿来”、“拿来”,举着“科学”、“民主”、“西化”的大旗,披荆斩棘,前驱先路,做着“启蒙”、“教化”的工作,创造着崭新的历史。这样的文化声音,人们喜欢给它戴上一顶极端化的帽子: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的极端化主张,是全盘西化。它可以讲出这样的极端化的语言:搞上一百年殖民地,保管中国现代化。甚者至曰:干嘛打跑日本鬼子?保不准鬼子能使咱看上彩电呢!至于老祖宗孔子、儒学、东方的“黄色文明”等等,只能是渣滓、糟粕,只有让我们唱挽歌的份儿:河殇!

然而,曾几何时,不过十年的工夫,风气又变了。八十年代的文化激进主义、全盘西化,早已让位于九十年代的文化保守主义、东方价值。笔者清楚地记得,学者们戏称为老板的沈昌文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地说,他们《读书》杂志的基调要变了,要亮出保守主义的旗帜了!回头再看,当年盛极一时、令众多青年学生趋之若鹜的新老“三论”云云(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耗散结构论、计量学、心理史学等,说法不一),而今安在哉!于是,季羡林教授的论断倏然出现了!一股文化的风,有别于《圣经》所谓想到哪儿就到哪儿的风,仿佛吹在冬日的林野,碰到一粒小小火星,便蓬勃燃烧起来,汇聚成九十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文化景观:“国学热”。

到底有没有一个"国学热"

说起“国学热”,有人根本就不承认其存在。特别有趣的是,这些不承认的人,又大都是发动“国学热”的人(参看《孔子研究》1995年第5期)。有位搞国学的中年教授甚至说:现在的大学生连古文都看不懂,更别说读“十三经”了,夫复何谈“国学热”!

事实上,国学“热”还是“不热”,并不决定于是否承认,与大学生能否读懂古文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遥想当年,五四巨子的国学功力,哪一位不是顶瓜瓜?然而,在风气云起、舆论形成的时候,在思想的冲动下,“国学”在他们的胸膛中又何尝“热”得起来!文化,特别是文化思潮,时常有它的盲动性,这又经常是理性、权势乃至政治所无法左右的。只有待风气转变、舆论倒戈、理性重伸的时候,人们收拾身心,痛定思痛,才未尝不会“绚烂终归平淡”,重踏来时路。所以,思想启蒙、开一代风气的巨子严复,临死前却说了这么一句话:“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这也就是文化保守主义最精粹的宣言了!而我们观察八、九十年代两朝均为活跃的若干学人(如李泽厚,见《原道》丛刊第1、2辑),又何尝不是如此!

搞国学的人不承认存在一个"国学热",不敢乎?不愿乎?不敢,何以不敢?不愿,何以不愿?倒是一些反“国学热”的人,一口咬准,“国学热”是明摆着的。要是连他们都不承认有一个"国学热",那他们反什么呢?自然,搞国学的人硬说没有什么"国学热",也就让对方没什么可反了!学术、学术,就是"学"与"术"。1998年,李慎之先生发表长文《什么是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上海《文汇报》1998年8月28日),对刘梦溪主编的《中国现代学术经典》丛书及其为该丛书所作的长序提出商榷意见。在我的今儒学案中,李老是划归在反"国学热"一系中的,刘先生则归在国学一系里面。所以,李老这篇文章,我以为可以看作是国学与反国学论战的最新动向。而熟悉李老的人想必都知道,他的文章篇篇精彩,无一例外,本篇也就不能逃过--反正我读过之后,是非常感动的。因为,李老文章的某些具体论断,可以商量,可以再议,但整篇文章的基调,却是明亮健康、积极向上、使人激动的。他开篇便依照刘序的顺序,提出什么是"学术"的问题。这个问题,当然可以讨论,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尴尬,即你不讨论,我倒明白;你一讨论,我反而糊涂。而我是宁愿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将"学术"解释为"学"加上"术"的。不是吗?我们在"国学热"的讨论中,就不仅仅看到了"学",而是还看到了"术"。至于说什么是"学",什么是"术",我以为只有请读者去"得意忘言"了--在学术讨论中,我们是否也可以像在文学中那样,有余不尽,不把话说光,而是留些思索或想象给读者呢?顺便说几句,刘梦溪先生洋洋洒洒的大序谓夏曾佑曾主持上海《时务报》,我的印象是夏氏与《时务报》根本就没有关系;又说儒学固然长期处于正统地位,而荀、墨等诸子之学也没有消逝,我却以为荀学原本属于儒学,梁启超、夏曾佑等人甚至以为两千年中国之学术,荀学而已;又谓章太炎"不信晚清以来的地下发掘物",容有可商;至于所谓"康有为在晚清思想界的影响不可低估"云云,却是无须去说的。

开了那么多会,写了那么多书,搞了那么多讲座,游了那么多国家,得了那么多资助,办了那么多刊物,建了那么多组织,受了若干次接见,还说没有一个"国学热",谁能信呢?当然,这里有个标准问题。悬想着今后的大发展,我们可以说它还不够热;比照着往日的破四旧,我们也可以说它热得过分了。重要的是,大家都应该首先本着公正、平实、客观的态度来讨论问题,其次要厘清逻辑界划,不要在不同的层次上讨论问题。不然的话,夹带着意气和情绪,挟裹着权势和信仰,在不同的层次上各说各话,清水也只能是越搅越浑。

当然,我无法回答"国学热"这个词是谁发明的,是谁最早应用的。衡估某种文化现象,往往很难甚至无法将其量化。但是,不能确定的源头可以汇成滚滚的江流,这可以说是文化大潮的另一个特点。所以,尽管"国学热"是确实的,但首先讲出"国学热"的人,又是无法确认的。这可能不符合我们的心理期待,却是本真。同时也可以看出,在知识产权的殿堂里,也有失物认领处。

是谁在搞“国学热”

任何事情都是人做的。最近(《光明日报》1998年9月15日),舒乙先生就说,继承传统文化必须造就有生命力的载体--人;中国传统文化危机的表现,主要就是后继乏人;国家在古籍整理出版方面成果辉煌,但它毕竟需要活人来读,必须真正读到活人的肚子里,才算找到了有生命力的载体。诚然,人是文化的核心。

"国学热"的基础也还是人。她实际上是一直"热"在中国人心里的。尽管历经劫波,但你能说"国学"在中国人的心灵里被荡涤净尽了吗?什么是国学?我不禁想起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名言:"为甚要提倡国粹?不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是广义说的,其中可以分为三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反过来说,只要我们的历史和语言文字还在,就会有国粹,就会有国学,它不是文化革命所能革得掉的。保国、保种、保教,三位一体。

大陆学人提倡国学的基础,从根本上说,就在这里。没有这样一个深厚的民族历史基础,单凭若干学者,几大官僚,是不会有什么大作为的。这些学者最著名的学术阵地,就是中国孔子基金会主办的《孔子研究》。与这本刊物风格宗旨关联的学者,散布在社会科学院和大专院校,可称是当代中国大陆国学研究的中坚,是提起"国学热"时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一批学院派人士。

也许还可以简单提一句,这几年当局对传统文化研究及宣传是非常重视的。大陆学术团体曾经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在北京举行过三次纪念孔子诞辰的国际大会。江泽民主席在对台八点讲话中提出:"中华各族儿女共同创造的五千年灿烂文化,始终是维系全体中国人的精神纽带,也是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重要基础。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文化。"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在哈佛大学阐述中国传统文化价值,受到海外学者好评。这样一些动向,无疑对研究传统学术的学者是一个极大的暗示。

接下去,我们就要把眼光移向海外华人了。华人的基本信仰,就是中国传统文化。据悉,海外华人的总人数,大约有3千5百多万(不含台港澳,其计算方法不一),华人财团的流动资产(不含证券)总额,据1992年7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评估,高达两万亿美元(包括台港澳),东南亚地区华人财富则有四千亿美元。如此庞大的海外社群,假如没有一个文化支撑,简直就无法生存。所以,他们实际上为中国传统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发展提供了一个庞大的市场。因此,在华人为主体的国家新加坡,李光耀成为世界著名的东方伦理道德倡导者与实践者,被称为当代"最大儒者",也就不奇怪了。很显然,在一个非儒教信仰的国家,李光耀倡导的儒家理念是不会成为主导的。

所谓"国际儒学",实际上涵盖了全球所有以中国文化为基本价值坐标的人群,也就是一些人所说的"文化中国"。它早已经成为全球多元文化大家庭中非常富有活力、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个成员。而中国文化在以西方文化为主导的国际上取得如此高的位置,确属前所未有。也许可以这样说,直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许多狭隘的西方人还在把"远东"视为没有开化的"野蛮之地"。那个时候,如果你与洋人谈中国文化,他是什么感觉呢?是好奇,神秘,不可思议,总之,是把我们当作一个活的民俗博物馆来看的。可到了今天,他们的眼光不能不变了,他们感受到了一种力量--文化的力量。

这种文化的力量,当然首先应当归因于经济上的富足。东南亚地区的"糖业大王"郭鹤年(净资产达21亿美元)曾经说:"从小我们就被灌输儒家的道德价值观。老人们经常教育我们要讲商业道德,重视信誉,言而有信。这一切都深深印在我心里。母亲还告诉我要注重口德,不要诋毁别人。"像这样的话,假如出自一个穷人之口,谁会理你呢?但出自一个"大款"的嘴,"文化的力量"便显现出来了。

于是,便又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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