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儒学”最精粹的学院性产品，是“新儒学”，其特点是以接续儒家道统、弘扬儒学为己任，以儒家内圣外王之学为主导，以服膺宋明理学为道统，以融汇中西、实现儒家思想的现代转型为宗旨，以谋求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全面发展为向路，表现出强烈的民族意识、历史意识、宗教意识、道德意识以及"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使命感。其代表人物，是唐君毅、牟宗三等儒师，以及后起的杜维明等人。

与此学院派儒学平行的，是基础更为广泛的践履派儒学。其特点是与日常生活、学校教育、企业经营相结合。其代表机关，是香港孔教学院，代表人物是现任院长汤恩佳。此外，台湾有活跃的儿童读经活动，由工商界与社会各界出资，编印浅显易懂的儒家经籍教本，教育儿童从小阅读。印度尼西亚则有孔教总会(1963年改为孔教联合会，1967年又改称印尼孔教中央理事会)，出版《孔教月报》。美国有华人组织的"世界崇德会"，建有儒学教堂，定期举行活动，等等。而大陆，则不仅有学者在公开呼吁儿童读经，并且有专门机构正在逐步扩大实施对中小学生的传统美德教育范围。

对践履派儒学，学院派的教授们在理论上是重视的，在行动上是轻视的。这，或许是学术分野上的一个通例。然而，真正促动文化根基的，恐怕还在于践履者，因为，他们深深懂得，一切都得从娃娃抓起，不光是足球。

什么人在反对“国学热”

罗列事实未免枯燥乏味，但从上面的简短叙述已经可以看出，所谓“国学热”，实际上也是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相互呼应的产物。宣扬国学的，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既有华人，也有洋人。而中西相互纠葛，正是近代以来儒学发展的新特点之一。例如，近代的许多在华外国人，像袁世凯的法律顾问日本人有贺长雄，美国传教士李佳白，英国官员庄士敦，等等，就曾经公开在中国宣扬孔教。这些宣扬者背景不同，观点有异，但都主张复兴、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此而言，他们结成了一个"文化中国"的统一战线。 那么，反对者都是些什么人呢？

第一类反对者，是抱着牢固的西方中心论因而对东方文化深感担忧的某些西方的国际战略问题专家，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其代表作就是那篇著名的长文《文明的冲突？》（详见《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他提出：未来国际政治斗争的主线，将由文明冲突取代意识形态及经济冲突，西方文明须防范儒家与伊斯兰两大文明联合。文章发表后，立刻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而所谓"中国威胁论"云云，实际上也有其文化的背景，可谓与亨氏同归一揆。

亨文之所以引起世界性的关注，是由于他确实点出了冷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一个新变化新特点，梳理出一条极具价值的思考线索。一方面，1989年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进入所谓“后冷战时代”，“文化”成为一种新的冷战武器，在国际政治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日益显著。另一方面，亚洲经济的崛起和繁荣，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儒家风范的资本主义，具有其与之相适应的浓厚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尽管1997年下半年以来，东南亚国家与地区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金融危机，使一些人对"亚洲模式"产生怀疑，但是，信奉儒学的学者一般都认为，损失过后，东亚国家与地区总结经验教训，补苴罅漏，适当调整，经济肯定会继续发展。没有理由因为东亚金融危机而对亚洲发展模式予以根本性的否定。而中国在金融风波中采取积极负责、承担责任的举措，从文化角度看，正体现出中国人相帮相助、扶危济困、不以邻为壑的传统美德。

但是，亨廷顿也许没有想到，他的观点恰好刺激了儒学的进一步发展。因为，“文化冷战”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实行"道德竞争"。最显明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从西方中心论的立场出发，指责中国等非西方国家践踏人权。这种"竞于道德"的文化冷战的后果之一，就是刺激“文化中国”的学者反转身来，从另一个方向求解如下问题：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到底有没有人权的传统？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关于“人”的理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从这种理论中能否发展出一种有别于西方的人权理论？它是否具有世界的普适性？抑或可以和西方的人论并驾齐驱？儒家学说的创造性转化，是否足以提供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智慧？中国传统文化与二十一世纪世界的发展具有怎样的互动关系？等等。

例如，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著名资深教授狄百瑞（W.T.de Bary）、哈佛大学教授杜维明提议，1998年6月15日至17日，曾经在风光秀丽的北京香山饭店举行过一次中美双边学者的会议：“儒学的人论”。会议恰好在克林顿总统访华前夕进行，尤其具有象征性。我有幸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筹办工作，聆听到许多高论。学者指出，在儒家传统中，拥有极其丰富的“人论”。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思想家董仲舒就曾经说过：“天地之精，所以生物者，莫贵于人。”这些理论，用现代眼光给予新的解读，会生发出积极的价值。而在我看来，这种重新塑造古代文本的解读活动，至少从晚清时期就开始了。早在本世纪初，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就作过一部《中国民约精义》，发现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传统典籍中包含着丰富的"民约"思想。美国布朗大学宗教系主任退斯教授（S.B.Twiss）甚至用资料说明，国际人权观念不仅同儒家传统在原则上可以相容，而且联合国人权宣言就体现着中国的儒家理念，是儒家对世界人权宣言的贡献。1947到1948年，中国代表张彭春不仅参加了人权宣言的起草和审议工作，而且许多基于儒学的建议和观点被宣言所采纳。杜维明则指出，人的本质、文明的特色、道德的根源和仁政的价值，是儒学人文精神所不可或缺的面向，从中可以建构一个具有当代意义的人论；西方的人权观念和儒家的人文精神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的可能性，两者之间能够驾起一座桥梁。美国夏威夷大学历史系教授郭颖颐指出：任何社会都有关于权利的观念，中国也不例外。狄百瑞教授则论述，儒家学说中具有尊重个人尊严的人格主义，有其内在价值，具备充分体现的可能。 凡此种种，是恰好验证了亨式预言的并非无根而是其实现呢，抑或是亨文的刺激？艺术模仿生活，而生活也就常常模仿艺术。所谓预言家，往往是先从根苗上冒讲一句，激起大家注意，而大家一旦注意，也就成了他预言灵验的证明。这种鸡、蛋互生的因果转化，我们在学界时常看到，而看相算命之类，无不可如是观。

第二类反对者，我们可以称之为五四传统的弘扬者。儒学占思想统治地位的根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动摇的？就是从五四。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从五四开始，儒学独尊的格局一去不复返了。五四志士的根本理念有二：民主、科学。由这两个根本理念衍生，就是对传统的清算。 弘扬民主、科学何以必须反传统？钱玄同的回答是：“二千年来所谓学问，所谓道德，所谓政治，无非推衍孔二先生一家之学说。欲祛除三纲五常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唯一之办法。""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陈独秀的名言：“孔教本失灵之偶像，过去之化石。欲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则根本问题，不可不首先输入西洋式社会国家之基础，所谓平等人权之新信仰，对于与此新社会新国家新信仰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猛勇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而人们更为熟悉的，则是陈独秀义正词严的宣示："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和旧宗教。""若因为拥护者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迫压、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你在李慎之先生的文章中是否读出了这样一种劲头呢？你在丁守和等先生的文字里是否体会到了这样一种精神呢？假如你没有体读到，只证明你不够敏感；假如你想强烈地去体读，那就请你看一看近些年出版的北京《鲁迅研究月刊》好了！ 然而，他们绝不是五四精神的简单继承者，而是要将五四精神发扬光大。因为，在他们看来，所谓科学、民主，还是要以民主占第一位。没有民主、自由，没有对封建迷信的破除，“科学”也不过仅仅具有“工具”的意义而已。对此，丁守和先生曾经特别提醒笔者要注意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对五四的论断，因为在那里，明确宣示了许多正确的理念。他们这些人，常常被称作中国的自由主义者。

第三类反对者，我们称之为经院派马克思主义者。在他们看来，国学与儒学"热"热过了头，是文化保守主义、复古主义、迂腐的文化改造观的回潮和反映；讲儒学，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应该说，此派的指责实乃一针见血。

“儒学热”争论的核心是什么

上述三类反对者，实际上最不能通融的，是第三类。而第一、二类，在现时段已经与儒学并非水火不融，而是保持着模糊的交火地带。我总觉得，自由主义，或曰个人主义，与当代的新保守主义，原本是一个东西的二柄。而第三类学者最关注的核心，是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

早在1990年4月14日，李一氓在《致蔡尚思函》中就曾说，孔子学说是“一个非常封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和孔子的教义，无论如何是两个对立的体系，而不是可疑调和的体系（折衷主义），或者并行不悖的体系（二元论）。”蔡尚思表示同意李一氓的见解，但有意思的是，李、蔡二老都像五四先辈一样，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

其后，就不断有学者赞同并论述这种观点。例如，罗卜《国粹·复古·文化》（《哲学研究》1994年第6期）说：如果我们天真地以为从"国学"中可找到立国之本或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而马克思主义作为外来文化可以置之一边，那么未免太迂腐了。一些人从先秦的神秘主义中寻找理解当代文明的钥匙，一些人宣扬中国需要孔夫子、董仲舒，需要重构与马克思主义并列的哲学新体系，正是利用了这种迂腐的文化改造观。不排除有人企图用“国学”这一可疑的概念来达到摒弃社会主义新文化于中国之外的目的。胡绳在纪念《历史研究》杂志创刊40周年座谈会上对这篇文章予以介绍，表示“基本上同意他的观点”，“总的观点我赞成”（《历史研究》1995年第1期）。由于胡绳在学术理论界具有广泛的影响力，争议遂因之而起。

尔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杂志连续发表批评"儒学热"的文章，代表作有：王生平《跳出"国学"研究国学》（1994年8期），陈漱渝《如此"儒学热"能解决现实问题吗？》（1995年5期），李登贵《五四精神：重评还是重伸张？－－五四精神与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述评》（同上），黄克剑《回到"我"自己回到"人"－－写在"国学"正热时》（1995年第8期）。

宣讲儒学的人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并不矛盾，二者可以良性互动、互补，不赞成用意识形态斗争的观念指责儒学研究。但是，就笔者的阅读所及，论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关系的最精彩的文章，是匡亚明先生作出的。

匡亚明是老一代中共党员，其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就是力求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有重点、有系统地对优秀传统思想文化进行探讨，去粗取精，加以弘扬和开发，使之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在匡那里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匡却认为：要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光靠读一些共产主义教科书、小册子，即使读得烂熟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