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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成本：
寻到了久不见面的《世说新语》之类一大堆，躺着来看，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也仿佛在眼前浮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是渊明的好句，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没有南山，我们还可以改作“悠然见洋房”或“悠然见烟囱”的，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可以种菊的房子，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水电在外；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每月十四两。单是这两项，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每两作一元四角算，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但标点，洋文，空白除外。那么，单单为了采菊，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吃饭呢？要另外想法子生发，否则，他只好“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了。
最后，当然是琐碎的俗世需求以笑谑包围与放逐了“雅”：“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俗’，因为随手翻了一通《世说新语》，看过‘娵隅跃清池’的时候，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养病’想到‘养病费’上去了，于是一骨碌爬起来，写信讨版税，催稿费。写完之后，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自己想，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
以“俗”破“雅”、避“雅”——即以琐屑的俗世存在去干扰与打断审美化与诗意性的话语抒写，似乎是鲁迅心中时常会不由自主地冒出来的一种冲动，这并不是说他没有诗意的体验与抒写能力，但是他似乎在努力与这种诗意性的审美追求相对抗，他似乎更愿意自己的自我形象是反诗意的与反审美的。所以在他的文章中才时常出其不意地闪现出那些俗世化的细节与描述。例如在厦大图书馆楼上，他感受到一种浓重的孤寂与悲凉，这无疑是一段抒情化、诗意化的“夜色独白”：
我沉静下去了。寂静浓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后窗外骨立的乱山中许多白点，是丛冢；一粒深黄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灯。前面则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简直似乎要扑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栏远眺，听得自己的心音，四远还仿佛有无量悲哀，苦恼，零落，死灭，都杂入这寂静中，使它变成药酒，加色，加味，加香。……莫非这就是一点“世界苦恼”么？我有时想。然而大约又不是的，这不过是淡淡的哀愁，中间还带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却愈渺茫了，几乎就要发见仅只我独自倚着石栏，此外一无所有。必须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然而鲁迅却迅速中断了这一诗意抒写：
那结果却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钢针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处直拍下去，同时只知道蚊子在咬我。什么哀愁，什么夜色，都飞到九霄云外去了，连靠过的石栏也不再放在心里。而且这还是现在的话，那时呢，回想起来，是连不将石栏放在心里的事也没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进房里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抚摩着蚊喙的伤，直到它由痛转痒，渐渐肿成一个小疙瘩。我也就从抚摩转成搔，掐，直到它由痒转痛，比较地能够打熬。
此后的结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电灯下吃柚子。
蚊子叮也罢，吃柚子也罢，用这些琐屑的日常生活细节来包围自己，正体现了一种自我贬低与自嘲的意图，这种意图与当时文坛上惯常的崇高化、感伤化与诗意化的自我形象叙述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与此类似，鲁迅在《扣丝杂感》中写自己参与印书时曾提倡“毛边”，但“不久我便有条件的降伏了。与李老板约：别的不管，只是我的译著，必须坚持毛边到底！但是，今竟如何？老板送给我的五部或十部，至今还确是毛边。不过在书铺里，我却发见了毫无‘毛’气，四面光滑的《彷徨》之类。归根结蒂，他们都将彻底的胜利。所以说我想改革社会，或者和改革社会有关，那是完全冤枉的，我早已瘟头瘟脑，躺在板床上吸烟卷——彩凤牌——了。” 这里几乎是突兀地特意提到香烟的牌子，无疑是有意地要突出凡俗日常生活的细节，以与“改革社会”一类的崇高叙述拉开距离，使自我形象以一种清晰（琐屑化）的方式被低俗化。
三、“杀风景”：以实论虚
这种公然、刻意的低俗化的自我形象——即自我意识是鲁迅借以对抗与破解“雅”的重要据点。很显然，鲁迅对于“雅”——这种传统士大夫的具有主流意义的人格与审美范式具有一种本能的抵触与排斥心理，在他看来，这种士大夫人格范型与他所嫉恶的那些伪崇高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这也就是他将所谓“仁人君子”与“雅人学者”一起并提的原因。
鲁迅对于所谓“雅”的批判可以看作他对中国知识界甚至是整体国民的文化劣根性的批判工程的一部分。他指出，这种所谓“雅”的实质就是对于社会与人生充满丑恶与缺陷的真相的回避：“一，是对于世事要‘浮光掠影’，随时忘却，不甚了然，仿佛有些关心，却又并不恳切；二，是对于现实要‘蔽聪塞明’，麻木冷静，不受感触，先由努力，后成自然。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这都是大道。”究其实，就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彼此说谎，自欺欺人”。“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东坡先生在黄州，有客来，就要客谈鬼，客说没有，东坡道：‘姑妄言之！’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撒一点小谎，可以解无聊，也可以消闷气；到后来，忘却了真，相信了谎。也就心安理得，天趣盎然了起来。”
这种自欺欺人，是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说者姑妄言之，听者也绝不深究，这样才能成其为“韵事”，一旦认真深究起来，便可能“露马脚”，结果自然是“杀风景”，“俗”了。而鲁迅却偏偏喜欢去“大杀风景”：“我觉得凡是得到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
为了使那些“表面说得好听，玩得有趣的东西”露出本来面目，鲁迅采用的策略倒未必全是赤裸裸地加以揭露。他常常采用的是一种“死心眼”的“俗人”的态度，即摆出一副似乎对于“说谎”的默契规则全无领会的样子，以实论虚或者以妄为真，即把谎言、空话或者夸大其辞的修辞话语当成真话与实情来作极度认真的深究细察。
例如：日寇攻陷山海关后，有远离前线的军阀通电曰要“负弩前驱”，于是鲁迅讥讽地写道：“‘负弩前驱’呢，弩机的制度早已失传了，必须待考古学家研究出来，制造起来，然后能够负，然后能够前驱。” ——究其实，即便信誓旦旦，仍是一句欺人大话而已。
再如，章士钊写《寒家再毁记》称示威群众毁掉了他多年购置的大批中西书籍，陈西滢又在文章中说北京“三十多个大学，不论国立私立，还不及我们私人的书多”，而自己在柏林时候，确曾亲眼看见章氏两间屋里“几乎满床满架满桌满地，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鲁迅便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一文中接着陈的话头说：“（那些书）现在呢，想来一定是更多的了。这真教我欣羡佩服。记得自己留学时候，官费每月三十六元，支付衣食学费之外，简直没有赢余，混了几年，所有的书连一壁也遮不满，而且还是杂书，并非专而又专，如‘都是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之类。”“但是很可惜，据说当民众‘再毁’这位‘孤桐先生’的‘寒家’时，‘好像他们夫妇两位的藏书都散失了’。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可惜我没有去看，否则倒也是一个壮观。”“所以‘暴民’之为‘正人君子’所深恶痛绝，也实在有理由，即如这回之‘散失’了‘孤桐先生’夫妇的藏书，其加于中国的损失，就在毁坏了三十多个国立及私立大学的图书馆之上。”
在鲁迅看来，所谓满满两屋子的“关于社会主义的德文书”，多半是夸大其辞，以自己的留学生经验来看，这种话多半经不起推敲，而鲁迅却“偏不识趣”地将这些大话当做实情细细地深究起来，并煞有介事地推想出“想那时一定是拉了几十车，向各处走散”景象，更在文中反复申说自己没有在现场看见这一“壮观”的遗憾。这样有意的“以妄为真”，不依不饶地深究到底，显然是“俗人”作风，但正是这样，绅士雅人们的大言才被特意放在众人目光的焦点之下，引起人们会心一笑。
文人说话难免夸饰，二十年代末的革命文学界刚一登陆上海滩，所操持的正是具有浓厚浪漫主义风格的激情化与夸张化的抒写风格，而当他们以这种激情甚而霸气有余而清醒与公允不足的幼稚姿态对鲁迅进行围攻的时候，就难免引起了鲁迅情绪与思想上的反弹，尤其是，在他看来，这些作家沉溺于对自我意象的英雄化氛围中，对于现实的黑暗程度缺乏清醒认识，于是鲁迅便忍不住要以“开开玩笑”的方式对这些年轻后辈进行反击。这种玩笑的一种方式则是以虚为实——有意地将对方的一些隐喻性、想象性的话语与象征理解成具体的实际的存在，并且依照这一思路进行引伸。例如：
日报广告上的《战线》这名目就惹人注意，一看便知道其中都是战士。承蒙一个朋友寄给我三本，才得看见了一点枪烟，并且明白弱水做的《谈中国现在的文学界》里的有一粒弹子，是瞄准着我的。为什么呢？因为先是《“醉眼”中的朦胧》做错了。据说错处有三：一是态度，二是气量，三是年纪。复述易于失真，还是将这粒子弹移置在下面罢……
既称《战线》，内中便都是战士了，于是便有“枪烟”，有“一粒子弹”之说。鲁迅写这些的时候，心态恐怕是颇为自信而轻松的，这些说法虽有讽刺意味却更倾向于幽默诙谐。
再如，成仿吾的文章中曾有“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的句子，鲁迅便诙谐地讥嘲道：
你看革命文学家，就都在上海租界左近，一有风吹草动，就有洋鬼子造成的铁丝网，将反革命文学的华界隔离，于是从那里面掷出无烟火药——约十万两——来，轰然一声，一切有闲阶级便都“奥伏赫变”了。
这里把原先的隐喻性与想象性的话语落了实，尤其是， 特意点出“约十万两”，以一个“约”字显示出一种将数量具体化的企图，这些具体化的描述，又与“奥伏赫变”这样的抽象而玄奥的音译词极不协调地联在一起，便构成了一种滑稽化与戏谑化的诙谐效果。
至于一些上海文人假借革命文学的旗号来为自己作商业宣传，更遭到了鲁迅的讽刺：
张资平氏据说是“最进步”的“无产阶级作家”，你们还在“萌芽”，还在“拓荒”，他却已在收获了。这就是进步，拔步飞跑，望尘莫及。然而你如果追踪而往呢，就看见他跑进“乐群书店”中。
虚的、隐喻性质的“进步”一词转义为本义，再转而引伸落实为“拔步飞跑”、“跑进‘乐群书店’”这样的具体的空间处所。这无疑将对方的行为与广告语的叙述漫画化与滑稽化了。
对于虚伪与虚假的憎恶与逆反心理，使得鲁迅宁愿以“俗人”自居。通过将自我立场与意识低俗化，降低到几乎仅仅承认最基本因而也是最真实的物质性需求的层面上来，从而在笑声中剥去自己的、也剥去这个世界的所有的道德化与审美化的虚饰与伪装，逼使人们睁开双眼，赤裸裸地直面真实，直面人生，这是鲁迅一生倾力而为的事业，也是他生前为人们所憎恶的原因，但同时却也是他能够长久地赢得人们的尊敬的原因。
注释：
1 《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见《鲁迅全集》第三卷P244，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下同。
2 《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三卷P291
3 《而已集》，《鲁迅全集》第三卷P461
4 《二心集·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诀》《鲁迅全集》第四卷 P269
5 《华盖集·通信》，《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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