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总认为做民族学、社会学研究，不像写小说，可以纵横驰骋，虚构、想象与现实结合，可以对素材任意加工和取舍，学术研究的最大特点便在于有一份证据讲一分话。而且学术研究对于圈子以外的人似乎没有多少趣味可言，可是，在看过邢公畹先生的小说《红河之月》后，却被其深深地吸引了。记得在编辑《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一书时就和责任编辑交换过看法，我们的共识就是：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这本书中的“冯文潜联大日记”最具价值，从思往怀人的角度欣赏，则觉得张怀瑾先生的“联大岁月拾零”和邢先生“红河之月”最为耐看。邢公畹先生把自己调查经历作为素材，写成极为吸引人的纪实体小说，行文看不到刻意雕琢之笔，而笔尖流淌出的却是他对西南各族人民的深切同情。这篇小说为后人勾画了一幅边疆社会人文风貌，描绘出当年西南各民族真实的生活状态。而在后人看来，这篇小说还传递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中国要保持长久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不能忽视对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1943年的“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大纲”中有一段文字很让人惊心，“滇省西南摆夷之语言与泰国及缅甸人之语言同属台语系，泰国当局藉此为口实，宣传种族一体之谬论”，同时，“石佛铁路自元江而南，即进入广大之摆夷区域，在在均须与此辈边胞发生接触。即其地今虽设流，但未改土，故土司势力仍强”。正因为如此，边疆人文研究室决定“对其语言作详细之调查，而明其究竟。一方面编译简明日用词汇手册，以备本路员工之实际应用；一方面将研究结果提供政府参考，以为设教施政之张本”〔12〕。开展研究学术进而为社会现实服务，比较同时期的民族学研究群体，可以发现各团体研究兴趣不同，切入问题的角度不尽相同，进一步探寻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道路也就不同。如前所讲，南开的边疆研究仍然走的是“认识中国，服务中国”的老路：重视历史，关注现实，服务社会。

    抗日战争胜利后，南开北返复校，冯文潜、黎国彬、邢公畹北上，高华年、黎宗、赖才澄等人分别他就，“边疆人文”实已“星散”。然而，对于“边疆人文”，冯文潜先生的热度仍然不减，到解放后，还在南开园内举办过“边疆人文”的文物展览。可惜的是，这一丝努力也没有挽救回“边疆人文”的最终命运。1952年暑假后，南开大学取消学院建制，文学院内的中文、历史两系各自清点财物分家。从此，承载着南开边疆研究学术薪火的“边疆人文”资料没入历史的角落。《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一书的主要策划人梁吉生教授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求学南开，后留校任教，他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十分留心，曾在历史系库房的角落里找到了极为珍贵的“边疆人文”物品清单。如今，边疆人文研究室的老人们大都天人永隔，“边疆人文”的大部事迹也已不可考，这些都让人深为抱憾。事隔六十余年后，再睹“边疆人文”，竟然觉得那些留在草宣纸上的文字是如此的鲜活，学术价值、社会价值依然，不能不让人慨叹当年学人的执着为学，以及为国家和民族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抗战时期的社会环境和学术条件远不如今，但他们的学术态度和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却是今天一些沽名钓誉者所远远不能比的。

注释：
    〔1〕〔2〕〔3〕〔4〕〔5〕〔6〕〔7〕〔11〕〔12〕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6、345、507、117、121、361、153、354、354页。
    〔8〕南开大学校史研究室编：《南开学人自述》（第一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0页。
    〔9〕〔10〕王建民著：《中国民族学史（1903～1949）》（上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