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王演易不是重卦

关于重卦问题，也是易学史上长期争论的焦点。共有四种观点：一，伏羲重卦。《淮南子．要略篇》：“八卦可以识吉凶，知福祸矣。然而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以六爻。”王弼也认为伏羲重八卦。（《周易正义》引）王弼也主此说。二，神农重卦。郑玄曰：“神农重卦。”（《周易正义》引）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演之为六十四。”（同上）三、夏启重卦。孙盛认为，夏禹重卦。四、文王重卦。司马迁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史记．周本纪》） “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史记．日者列传》）扬雄云：“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法言》）班固、王充等皆主此说。其中第四种观点影响最大。这些观点在《系辞》中基本上可以找到根据。如《系辞》“观象制器”一节则是伏羲、神农重卦的根据。“《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易》之为书也，……兼三才而两之，故六。”是文王重卦的根据。禹重卦不知何据。孔颖达对四种观点进行了辨析。他说：

其言夏禹及文王重卦者，案《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益》《噬嗑》，此论不攻自破。其言神农亦未为得，今以诸文验之。案《说卦》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于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也，神农以后便是述修不可谓之作也。则幽赞用蓍谓伏羲矣。故《乾凿度》云“垂皇策者牺。”《上系》论用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十八变成卦，明用蓍在六爻之后，非三画之时伏羲用蓍，即伏羲已重卦矣。《说卦》又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既言圣人作易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始重卦矣。又《上系》云：“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蓍者尚其占。”此之四事皆在六爻之后。何者？三画之时，未有彖繇，不得有尚其辞。因而重之，始有变动，三画不动，不得有尚其变。  蓍布爻方用之卜筮，蓍起六爻之后，三画不得有尚其占。自然中间以制器者尚其象，亦非三画之时。今伏羲结绳而为罔  则是制器，明伏羲已重卦矣。……若言重卦起自神农，其为功也，岂比《系辞》而已哉！何因《易纬》等数所历三古，但云伏羲文王孔子，竟不及神农，明神农但有“盖取诸《益》”不重卦矣。故今依王辅嗣以伏羲既画八卦，即自重为六十四卦为得其实。(《周易正义》卷首) [18]

孔氏主要以《系辞》为据说明了伏羲重卦，是否真为伏羲重卦有待进一步考证。而他否定了文王和其它人重卦则值得肯定。虽然经过孔氏考辩，但文王重卦说仍很盛行。如宋儒朱熹有时也认为“文王重卦作繇辞”(《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19]。而且几乎成了学界的定论，一直延续今日。随着考古的发现，这个问题越来越明朗化了。1978年张政烺先生确认周原新出土的甲骨上的数字为《周易》符号，并发表了《试释周初青铜器铭文中的易卦》 [20]文章。张亚初、刘雨通过分析商周时甲骨文金文出现的易符，驳斥了文王重卦说。指出：“材料说明，在文王之前或同时，从商王都城到边远地区都广泛地流行着这种重卦的占筮方法，因此，说重卦是文王发明的，是不太可能的。”“重卦的筮法首先出现在商，后来才推广到周，也就是‘周因殷礼’，这倒是十分可能的事。” [21]数字卦的发现，把重卦推到商周以前，据文献记载，在商周以前，筮书只有《连山》《归藏》。那么，这些数字卦显然是与《连山》《归藏》相关。秦简出土重新印证了此说。如前所言，《周易》许多卦名和卦画来自《归藏》。有的是直接继承了《归藏》的卦名和卦画，如屯、讼师、比、同人、明夷等卦。有的改造了《归藏》的卦名。如家人、恒、坎、离、无妄等卦。既然出土《归藏》的这些重卦卦画和卦名早于《周易》，那么，流传已久、貌似定论的文王重卦说不攻自破。《系辞》关于伏羲观重卦之象以制器具的说法，虽不能成立，但其时已有卦象则不容怀疑。宋儒李过在比较传本《归藏》和《周易》卦名后指出：“六十四卦不在文王时重，自伏羲以来至于夏商，其卦已重矣。”此说不伪。然文王没有重卦，其演易指什么？这恐怕是指在卦名、卦序、卦辞等方面付出了劳动。

四、《周易》原为卜筮之书

《周易》为卜筮之书，历史上早有定论。春秋时期《周易》多用于占筮，《左传》和《国语》记载的《周易》筮例则为明证。孔子重视《周易》中的德行修养，并未否认易为卜筮之书，也曾用《周易》占过。帛书《要》引孔子话云：“易，我后(后，为“末”，池田知久注《要》“祝巫卜筮  后乎”说：“这‘后’的意思，就像孙奇逢《四书近指》所言，是‘夫后之为言，末也。’（《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之＜要＞篇释文》，见《周易研究》1997年第3期）此为动记词，为“视为后”。) [22]亓祝卜矣，我观亓德义耳也。” “吾百占而七十当，，唯周粱山之占也，亦必从亓多者而已矣。” [23]今本《系辞》指出：“圣人设卦观象，系辞焉而明吉凶。”“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从《系辞》解释看，显然视《周易》为一本筮书。《汉书．艺文志》云：“及秦燔书，而易为筮卜之事，传者不绝。”宋儒朱熹认为，“《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节工夫。”他从解经角度反对把易学研究仅仅停留在卜筮上，但从未排斥《周易》本来卜筮的性质和以卜筮研究《周易》。他说：“易本为卜筮之书，后人以为止于卜筮。至于王弼用老庄解，后人便只认为理，而不认为卜筮，亦非。”（《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19]又说：“易之为书，更历三圣而制作不同。若庖牺氏之象，文王之辞，皆以为教，而其法则异。”（《文集．书伊川先生易传版本后》） [24]到了近现代，对于这一论断提出异议。如李景春认为，《周易》经文含有哲学思想，“并不是专为占筮用的”。 [24]刘惠孙提出《周易》是卜筮之书，更重要的是一部哲学著作。“《周易》之为卜筮之书，仅是它从先天带来的一层保护色，其实久已不复是卜筮之专书”。 [25]更具有挑战性的是把《周易》视为史书。胡朴安认为，《周易》是宇宙演化至殷周时的历史：“乾坤两卦是绪论，既济未济两卦是导论。自屯卦至离卦草昧时代至殷末之史，自咸卦至小过卦为周初文、武、成代之史。”（胡朴安《周易古史观．自序一》） [26]黎子耀认为，《周易》“是一部殷周奴婢起义史”（黎子耀《周易秘义．绪言》） [27] 。李大用指出，“《周易》卦爻辞是周文王、武王、周公、成王兴周灭商的历史进程及其成败因由的记录，不是‘筮辞的堆砌’，更非‘迷信的典籍’。” [28]谢宝笙说：《周易》“上经是周克殷的历史哲学”，“下经是作者自传”。 [29]凡此种种，在今天随着大量文献的出土，将越发显示出其纰漏。

今人台湾学者屈万里曾用易卦卦画与甲骨刻辞顺序、易卦阴阳和卜辞相间为文等大量的事实说明了易卦因袭龟卜。 [30]余永梁从句法和成语两个角度比较易辞和卜辞易辞仿卜辞而成。 [2]从今天出土的文献看，屈氏和梁氏之说可信。

出土的《归藏》卦辞多用“卜”字，大约有30多个。卜，指龟卜。《说文》云：“卜，灼剥龟也，象灸龟之形，一曰象龟兆之纵横也。”《归藏》用“卜”字，说明《归藏》卦辞带有卜辞的痕迹，有的可能因袭了卜辞，即把当时或以前记录下来一些的应验的、典型的龟卜例子变为《归藏》之辞，用于筮占。《周易》卦画卦名多原于《归藏》，故《周易》与《归藏》一样当属于卜筮之书。

《归藏》《周易》皆有卦，卦辞言“占”，言“贞”。从文字学讲，卦，占、贞皆与龟卜相关。《说文》云：“卦，筮也。从卜。”“占，视兆也，从卜从口。”“贞，卜问也。”由此可以看出《归藏》《周易》与龟卜的渊源关系。

1977年出土的阜阳双古堆《周易》卦爻辞后有卜辞，“其卜事之辞为固定的格式，指出各种天象和人事的吉凶，如清雨、田渔（田猎和捕鱼）、征战、事君、求官、行旅、出亡、嫁娶、疾病等等。” [31]如《同人》九三后有：“兴卜有罪者凶，战斗适（敌）强不得志卜病者不死乃癃。”上九下有：“卜居法（废）免。”《离》初九爻辞下有：“卜临官立（莅）众敬其下乃吉。” [17]据考证这些“卜辞成文的时代大约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 [17]这无可争辩地说明了当时作为筮的《周易》与龟卜是同类。胡平生以《汉书艺文志》记载和《系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龟”之言，提出“竹书《周易》当属于此种数术类蓍龟家实用性很强的书籍”， [17]此说极是。再次证明了《周易》为卜筮之书，其他说法不足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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