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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政治权威的思考与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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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2:12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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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是能力条件。毛泽东的组织和领导才能、魄力和意志受到世人的赞誉。他把几亿中国人调动起来，组成世界上最庞大的军队和政府组织，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在960万平方公里甚至更大范围的土地上，展开了与800万国民党军队、号称不可战胜的日本军队、两个世界超级大国不断地、艰苦卓绝的斗争，他都能做到"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带领几亿朴实的中国人向2000多年的封建传统开战，向茫茫自然界开战，体现了一种"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情壮志。此外，他的政治、文化、军事、外交才能也是鹤立鸡群，就是他的经济才能也在艰辛而又曲折的探索中有所展现。然而他的能力最终表现在，他用他的思想和意志改变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2、历史机遇。这个方面的典型论著是雷蒙德·怀利的《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的历史氛围》一文。文中介绍了这样几个促成毛泽东政治权威的历史机遇："其中最重要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出版和共产国际的解散。到1943年5月底，这些事件交织在一起，就提供了崇拜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极其适宜的土壤。"文中又指出，"对毛的崇拜是在国共两党对抗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发生的，当时双方却力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将自己的领袖和思想提到首要位置。"但在国际局势恶化，抗日最艰难的情况下，两党领导人分别开始在其内部整肃，即"蒋介石因汪精卫叛国投敌，并在南京建立傀儡政府，而不得不费很大力气来修补国民党在形象上所遭到的损害；毛泽东也忙于克服威胁其权威地位的分裂倾向（估计是指清算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引者）。"在斯大林格勒战役胜利以后，国际局势扭转，日本帝国主义已经穷途末路了。这时两党爆发了与军事斗争并行的思想争论，而"两党之间所争论的实际问题，当然是谁最能代表中国人民应走的'正确'道路，谁能拿出最具说服力的、有利于自己的证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共产国际意外地宣告解散。这一事件无疑对毛泽东是一种解脱。因为他领导的中共终于可以摆脱"外国婆婆"的控制和干涉。正是这样的特殊背景，才为崇拜毛泽东及其思想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
以上主要说明了毛泽东政治权威形成的历史机遇。至于毛泽东政治权威发展的历史机遇，则还包括朝鲜战争、中苏斗争、中美斗争三个重大事件。从毛泽东决定出兵朝鲜到取得把"联合国军"打回"三八线"的胜利，不仅震撼了整个世界，而且唤起了中国人民比1949年建国还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也为毛泽东赢得了更高的世界知名度。中苏斗争是毛泽东与"外国婆婆"斗争的延续，而毛泽东也渐渐地从苏联领袖那里夺过了第三世界领袖和代言人的名分和威信。中美斗争，特别是美国总统尼克松飞跃太平洋访华并亲自觐见毛泽东的事件，更是极大地扩大了毛泽东的威望，极大地提升了毛泽东的形象。总之，这些事件使得毛泽东更加扬名世界，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国际威望。
3、合法性基础。影响毛泽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在不少人理解中是群众的支持和心理认同。而在我看来，这种理解要么是不确切的或者是片面的，要么是伸缩性很大的。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斯·韦伯所讲的社会层级管理模式来分析，毛泽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至少应该包括干部（臣）、群众（民）这样两个基本层次。但如果我们按照中国封建传统意识来分析，除了皇帝，其他所有人包括臣、民均为皇帝的奴仆的话，那么干部包括其他高级领导干部也当然是群众。不过这种概念游戏却并不能抹杀官民之间的差别，也不能混淆二者对领袖贡献的大小。毛泽东讲，"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也正是这样一个道理。而领袖与群众之间的环节是再重要不过的了，也是再微妙不过的了。所以，与其说是毛泽东对群众疾苦的关心，倒不如说是毛泽东对实际统治群众的各级干部的担心更确切些。但也的的确确是由各级干部和群众共同构成了毛泽东政治权威的社会基础。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言，君主依赖贵族与依赖群众是不一样的。相对而言，依赖贵族要比依赖群众效率高些，但风险也大。因为一点儿小恩小惠就可以满足群众的要求。而贵族，特别是实力派贵族，则胃口很大，往往是得寸进尺。如果说臣伴君如伴虎的话，那君伴臣则如伴狼。俗话说狼子野心说的就是一些不安分的大臣。美国人弗里德里克·泰韦斯说，"封建帝制的传统对1949年以后中国的权威关系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传统的忠于皇帝的观念，特别是忠于各朝代缔造者的思想，巩固了毛泽东在高级领导层的基础"。这一点，有林彪搞的"献忠心"、"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为证。但从另一个角度，还存在其他封建传统对于毛泽东巩固其在高级领导层的基础不利，比如将相的"功高震主"或"阴谋叛逆"等传统。下面我们就分析一下影响毛泽东政治权威合法性基础的几个重要人物。
一是张闻天。他曾留学苏联，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也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之一。从苏联回国后，因其"同党"王明、博古等人把持中央权力，而获得了一个较高的职位--政治局常委。他为人正直、善良，是一位学者型的领导人。在长征途中，因不满博古、李德的错误领导，经王稼祥"介绍"，与毛泽东结成"联盟"，帮助毛泽东在遵义会议上击败博古和李德，（作为条件）他被推举为党的最高领导人，但实际权力掌握在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世人称这时的张闻天为"汉献帝"。在延安，毛泽东击败王明，并全面、彻底地清算王明为代表的错误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过程中，张闻天因其历史问题而主动让出最高领导人的职位。建国后，他被分派主管对苏外交事务。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失势，致使其政治生命的终结。
二是周恩来。他曾留学法国，是留法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也是军队的创建者之一，长期在党内担任重要职务，也一度是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人。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他虽具有出色的组织和协调能力，但缺乏担任一把手必要的能力、魄力和意志。特别是建国后，在经历了刘少奇事件后，他的言行更加谨慎。他甘为第二和毛泽东的下属，因为他深知跃跃欲试想出头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
三是朱德。他曾留学德国、苏联，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也是军队的创建者之一，长期担任军队总司令一职，被誉为"红军之父"。朱毛分歧以后，朱不再怀疑毛泽东决策的正确性。即使到了"文革"，他还担心怀疑毛泽东就有可能被以后的事实证明自己是错误的，怕冤枉毛泽东，进而给党造成损失。建国后，他主持人大工作，失去了对军队的权力。渐渐地淡化自己，种草养花，修身养性。
四是刘少奇。他曾留学苏联，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早期主要负责领导工人运动和白区斗争，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干部。其特点是原则性强，具有杰出的经济领导和组织才能，具有深邃的洞察力和战略远见。在长征途中 支持过毛泽东。到了延安，他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毛泽东特别看重他的留苏身份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功底，而这又是与王明等留苏派斗争的一个重要砝码。而刘少奇也尽了最大努力表现了对毛泽东的支持和忠诚，特别是党的七大，他对毛泽东的赞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建国后的主要任务是经济建设，这时的他成了毛泽东最具实力的竞争对手。当时的格局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派，以刘少奇、邓小平、（或许还有陈云）、彭真为代表的经济与北京派，以朱德、彭德怀为代表的军队派，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政府派。其中，以周恩来的政府派实力最弱，妥协性最强，并最先向毛泽东靠拢。其次是军队派，在庐山会议彭德怀被剥夺了军权以后，就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最后就剩下经济与北京派了，毛泽东首先批评彭真领导的北京是"独立王国"，进而改组和瓦解了北京一支；后又采取批刘保"邓"的策略，分化并击败经济一支，彻底解除刘少奇的权力。
五是林彪。他是毛泽东麾下的一员战将，他率部南征北战，战功显赫。建国后以养病为名淡化角色，坐山观虎斗并等待时机，在彭德怀失势后占据国防部长一职，开始"攀升"。在批刘斗争中，格外出力。特别是把军队变成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把军队变成毛泽东最主要的依靠力量，受到毛泽东的青睐。毛泽东赞扬并推广部队搞的"三支两军"就是例证。（作为条件）毛泽东把林彪选定为自己的接班人，并写入党章，来增强其合法性。但林彪的权力在毛泽东的控制下十分有限，他只能调动他手下的所谓"四大金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第一个号令"就是林彪对自己权力的验证，但引起了毛泽东的疑心。在国家主席的设置上，毛泽东与林彪的分歧公开化，引起毛泽东的警觉。林彪开始"抢班"，但最终的事实证明，林彪远远不是毛泽东的对手，结果是仓皇出逃，折戟沉沙。
这些人是为毛泽东确立和发展其政治权威做出了重要贡献的人，他们的支持增强了毛泽东政治权威的合法性基础。但他们又多少对毛泽东政治权威构成了潜在的或现实的威胁与挑战。其中，周恩来是敢于作自我批评的聪明人，所以成了政坛上的"不倒翁"。张闻天是聪明在先，糊涂在后。他主动让位受到毛泽东的赞扬，保全了自己。后来到庐山会议，他参加到毛彭分歧中彭的一边，致使毛泽东认为他是"旧病复发"（是指以前张闻天曾参加过王明、博古对毛泽东的斗争），最终失去毛泽东的信任。而朱德是憨厚老实的聪明人，被毛泽东认为是保持了"晚节"，同时他也成了毛泽东掌握军队的一面旗帜。刘少奇则是过于原则或者僵化，在与毛泽东有了分歧以后，不是去尽力弥合，而是执意坚持。结果被毛泽东"误以为"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而遭"清洗"。至于林彪，他与毛泽东相比，毕竟不是多面手，一向沉稳老练的他结果还是犯了迫不及待的"急性病"。从"万岁不离口"到"背后下毒手"，就可见其阴险狡诈的一面。但他却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关公面前耍大刀"，不料竟丢了手艺不说，还送了性命。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人中，只有周恩来、朱德，或者包括林彪认识到这样一个不容质疑、无法更改的事实，即毛泽东在他去世前将始终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无意去改变这一切，结果保全了自己；而林彪则选择了冒险，结果遭到惨烈的失败。而张闻天、刘少奇越往后却越忽视这一点，以至于毛泽东公开批评刘少奇不尊重自己，结果他们为自己的"冒失"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毛泽东在与这些人的合作和斗争中，最终击败了所有的对手，赢得了胜利。但这个胜利却无论如何也来得太迟了，他已经到了无力回天的地步。一方面，毛泽东与其对手所联系的干部和群众，在斗争中出现了裂痕，短期内又无法弥合；另一方面，林彪事件宣告了毛泽东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和思想理论的破产。更为可怕的是，毛泽东渐渐发现，很多人，特别是高级领导人都把他当成一尊佛像来供奉，而实际上是在静静地等待他的死期。这是一场生命竞赛，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毛泽东自然没有什么优势。不幸的是忠于毛泽东并深孚众望的周恩来又走在了毛泽东的前头，否则毛泽东是不用担心自己的后世的。这种状况决定了毛泽东的政治权威没有可能进一步升华，而是随着毛泽东一起安详地躺在他的水晶棺里。
其次是群众的支持和心理认同。群众相对于干部而言，要单纯的多，其整体素质也低的多。在隔着干部这一中间环节的情况下，领袖对于群众又神秘的多。在信息互动渠道不畅的情况下，群众被蒙蔽、煽动也容易的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赢得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也容易的多。"个人崇拜"和"造神运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可以说，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是毛泽东的发明，也是毛泽东运用最有效的形式之一。但这里要说的是，毛泽东虽然找到了自己最忠实的依赖对象，但群众素质低下和参差不齐，以及盲从和近似愚忠的特点，又"纵容"了毛泽东的独断专行。群众这个基础，更多的时候成了毛泽东用来对付那些不听自己话的领导人的有效工具。因为毛泽东随意就可以判定某个人不代表人民的利益，而由他自己代表人民对那个人进行宣判。实际上，毛泽东日益成了干部与群众矛盾的最高裁决者。但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人民的素质在不断提高，人民的觉悟也在不断提高。相应的体现在言行上，人民越来越从理想还原到现实中来。这就是后来为什么会有一些群众开始怀疑、开始不满，导致毛泽东政治权威的群众基础有所松动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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