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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中国 西方 道德文化 义利关系 社会责任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西方道德文化在道德评价、义利识别、义利关系、人际关系、社会责任等方面均有差异。本文就上述差异作了较为详尽的对比阐释,旨在能够给当代道德教育提供一个较为贴切的契合点。
一、中西文化在道德评价认识上的差异
西方文化较中国传统文化更注重道德境遇选择的相对性,换言之,西方文化更强调道德评价的层次性。笔者认为道德评价原则当然不能陷入人生价值神圣论只肯定其价值观的绝对性而否认其多元性、灵活性的误区。东方文化相对忽略道德境遇选择性。我们必须正视道德评价的层次性、相对性。任何道德评价准则都不是人们主观臆断的产物,而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及其相应的伦理关系的客观要求。它们起始于一定社会成员的道德行为,又体现于道德行为之中,是一定社会或阶级的人们道德生活经验的积累,是普遍道德行为的总结。
第一,必须对道德调节的对象具有普遍性和有效性。第二,道德评价准则必须在道德准则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第三,道德评价准则必须体现道德准则体系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关系和阶级利益的根本要求。在实际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着道德评价的境遇选择,东方传统道德所要求的牺牲精神与实际的价值原则出现不和谐的音符,在这种道德境遇选择中,如果我们恪守一成不变的道德评价准则,就势必使道德评价沦为空泛。可见,否定道德境遇选择的特殊性和把生活中的特殊道德选择普遍化都是失之片面的。
道德思维模式应是开放式的,绝对不能一成不变、封闭自守。无论东方还是西方文化,社会和个人都应抱着“求真”的道德精神来认识道德的实用性和灵活性。至于一部分人出于维护特权阶层的利益来指责道德准则的层次性,那就属别有用心之列了。试想,如果大家都站在极端自私的立场上评判“新生的道德观”,那么任何观念都无道德与否之分了,“道德”也就失去了任何存在的意义。在对待实践道德方面,中西文化也处处显示出对比色彩。
二、东西方文化对义利关系识别的认识差异
现代化最诱人的一笔莫过于人们将挣脱宿命论的枷锁,不再受历史的摆布,自由选择、设计、创造自己的未来。这在20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迅速得到证实:几千年的重道轻器、贵义贱利、以名正实、存理灭欲的重虚轻实的传统思维模式和价值观开始向与商品经济相适应的务实主义思维方式和价值观转变,正是这种无形的巨变,使得中国古老的生命文化呈现另一番景象。中国传统文化对待死亡的态度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自生自灭的。回避死亡的生命神圣论被整个意识形态化了,使其具有排斥异己的功能,因为它被一种盲目的文化力量庇护着,所以具有极强的个性。具体的表现就是对死亡的讳莫如深及寿终正寝。而且距离死亡越近,忌讳死亡越重,对死亡完全呈现惧之、避之的消极抵御心理态势。
包含浓厚儒家文化成分的中国传统文化把对家庭的责任放在首位。这表现在死亡教育上,就是中国文化强调对濒死者进行心理舒解、社会问题解决等立体化服务。而西方文化的死亡教育相对重视生理止痛术的研究和如何善待死亡的教育。在西方文化中,个人以独立的形象[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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