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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希望的痛苦中,唯一的办法就是复兴儒学,因为儒学就是希望之学,儒学能够给现代的中国人提供希望,指明理想,即提供社会和谐、宇宙太和与世界大同的希望,指明王道德治的理想。儒学提供的希望理想不是建立在理性必然性上的乌托邦,而是建立在生命信仰与历史信念上的真正的希望与理想。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只有复兴儒学才能重建中国人的希望,激发中国人的理想,才能为中国今后的历史提供意义与动力。
2.李泽厚——西体中用论的代表人物
李泽厚是中国大陆80年代自由主义伦理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提出了“儒学四期说”。“儒学四期”的风貌,是期待某种多元化、多样化的发展。正如第二期有不同于董仲舒却仍具汉代特色的王符、仲长统、荀说、杨雄、王充以及何休、郑康成等人一样,第三期有不同于周、张、程、朱的王安石(尊孟)、邵“雍等人一样,四期儒学至少可以有宗教哲学、政治哲学和美学哲学等不同取向。这些不同取向之间可以互相补充,也有矛盾和冲突。它们相反相成,正好构成一幅错综复杂的丰腴面相。
总括起来,“儒学四期说”将以工具本体(科技一社会发展的“外王”)和心理本体(文化心理结构的“内圣”)为根本基础,重视个体生存的独特性、阐释自由直观(“以美启真”)、自由意志(“以美储善”),和自由享受(实现个体自然潜能),重新建构“内圣外王之道”,以充满情感的“天地国亲师”的宗教性道德,范导(而不规定)自由主义理性原则的社会性道德,来承续中国“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一个世界”、“度的艺术”的悠长传统。
3、张岱年——马克思辩证论代表人物
张岱年先生认为文化现象是人类社会的精神领域。文化领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现象、特点和规律。研究文化问题,应当运用唯物辩证法,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把握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张岱年先生在这方面见解独到,别树一帜,他在《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化》中又指出:“文化是发展的”,而这种发展“都是符合辩证法的。”正因为文化领域是合乎辩证法的发展过程,所以,“研究文化问题,当用科学方法,然而于一般所认为的科学方法外,还须用对理法,惟用对理法,才能既有见于文化之整,亦有见于文化之分;既有见于文化之变,亦有见于文化之常;既有见于文化之异,亦有见于文化之同。”张岱年先生所说的“对理法”,就是唯物辩证法。
张岱年先生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对文化哲学问题的探讨,在30年代他的文化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丰富、深化和发展。这表明,他在文化哲学研究的问题上,自觉地坚持认识辩证法。不仅对文化哲学问题这一客体作唯物辩证法的分析,而且主体自身的认识过程和认识方法也遵循着唯物辩证法,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前进的。
4、方克立——创新综合论代表人物
方立克先生把现代新儒学放在中国现代三大思潮中来定位的,从三大思潮对立互动的角度来观察、认识80年代的文化论争,即认为当时的论争主要是发生在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派、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兴”派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派三派之间。方先生认同以张岱年先生为代表的综合创新派的文化主张,并将这一派的基本观点概括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四句话。在多篇文章和谈话中都表示既不赞成文化激进主义,也不赞成文化保守主义,而是认同文化的综合创新主义(论)。 如何处理中学、西学、马学这“三学”(“三流”)的关系,马先生提出了“马魂、中体、西用”的设想,主要是想解决坚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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