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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谐音禁忌的文化心理透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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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0-7-8 11:00:1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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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谐音禁忌也暗合了民间“同声相应”的巫术原理。根据巫术原理的观点，同声相应，这个“声”包括事物名称、俗称或其他命名，只要同音或谐音，就有互谐的关系，从而相互发生作用与影响。例如，渔民和船夫忌讳“陈”、“帆”、“箸”等字词，“陈”、“沉”相谐，“帆”、“翻”相谐，“箸”、“住”相谐，这对行船都是不吉利的，因而同声相应，同声相谐，自然有了同声相讳，于是将“箸”改称“筷子”，取其“快”意。上述几组词，虽然不同义不同形但同音，互谐顺理成章，意义的转化水到渠成。犯了共同的禁忌，而有了别称也就很容易理解了。
这种语言膜拜与同声相应的巫术原理的产生不仅与古代社会生产力落后，阶级压迫深重，人们不得不屈从于大自然，屈从于“命运”等等政治的、经济的因素相关，更与思维发展水平低下和社会心理定势的影响脱不了干系。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语言本身也是生产手段之一，是团结氏族成员，促进社会发展最有力的工具，是集中狩猎或抗敌时唯一能使所有人统一行动、密切配合的武器。于是人们充分肯定语言的力量并无限夸大语言的力量，语言被赋予了一种它本身所没有的超人的幻想，甚至被认为是祸福的根源，正是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做铺垫，语言膜拜和同声相应才自然而然地产生，谐音禁忌也才随之而出现。 2、礼教因素：
中国传统礼教以儒家为最高统，西汉时期，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文化政策的推行，儒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主流的地位得以确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等礼教的枷锁也随之被提到了正统的地位，儒家所讲求的“孝悌”之义成为了不可动摇的生活准则。而合乎礼仪地称呼长辈，则是孝道中最基本、最起码的行为准则，是体现一个人“孝”或“不孝”最直观的方式。因而，每个人都将这一规范内化为各自的行为准则，而这一“敬天法祖”的内在修养要求，进而外化为礼教逼迫的产出物——称谓禁忌。称谓禁忌是谐音禁忌的一种，是关于名讳方面的禁忌，是礼教因素在谐音文化中的一个最大折射点。《左传·桓公六年》曾记有：“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注目：“周人以讳事神，明殷商无避讳之礼俗。以讳事神者，生时不讳，死然后讳之，(檀弓下)所谓‘卒哭而讳’。故卫襄公名恶，而其臣有名恶，不以为嫌。”这是能见于文字记载出现较早的称谓避讳现象，“卫襄公”与他的臣子同名相讳的例子。
称谓禁忌作为封建礼教的产物，自然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他们治理天下、巩固政权的一种手段。用来强化封建父权，可以产生政权所无法起到的特殊社会效用。封建社会，家国同构，君臣关系实质上是父子关系的扩大与延伸，统治阶级一方面利用这种结构来淡化家国矛盾，另一方面又以“君为父纲，父为子纲”层层压迫，使封建礼教的阴影散布到社会以及家庭的每一个角落，使得称谓禁忌在封建社会愈演愈烈，“国讳”、“家讳”避之不及，李贺因其父名“进”而终生不得上考进士，因为这礼教的迫害、“家讳”的避忌而误了前程。名号犯讳更成了清代文字狱的一个重要口实。
因此，谐音禁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与当时社会生产力低下、儒学盛行、宗法森严是息息相关的，是巫术原理趋使下人们的必然趋向，也是礼教宗法胁迫下人们的必然去路，它带有原始宗教与封建礼教的深深烙印，透露出一股浓重的淳朴而愚昧、严酷而无奈的民间风情与历史风韵。
3、心理导向：
而站在心理学的角度审视，谐音禁忌更多关注的是“注意强化”。所谓“注意”，是“意识对一定客体集中，以保证对它获得特别清晰的反映”，“注意始终被包含在实践活动和认识过程中，表现出兴趣和个性的倾向性。在生活中，注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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