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贯通，而且彼此也都大体字数相等，结构相同，因而也呈现出一种均衡对称之美。
(四)回环
回环就是重复前一句的结尾部分，作为后一句的开头部分，又回过头来用前一句开头部分作后一句结尾部分。其特点是前后词语、句式相同而语序不同,彼此意思也各异。当然，儿歌的回环,彼此之间只要“大体相同”即可，不必字词全同。如“骆驼驮着货，货用骆驼驮。”（《夸骆驼》）就是以回环形式，用以赞扬骆驼的吃苦耐劳精神。
（五）排比
就是把三个以上结构相同或相似、意义相关、语气一致的词组或句子排列起来，形成一个整体。如“什么好？公鸡好，公鸡喔喔起得早。什么好？小鸭好，小鸭呷呷爱洗澡。什么好？小羊好，小羊细细吃青草。什么好？小兔好，小兔玩耍不吵闹。”（《什么好》）就是以排比问答的形式启迪儿童的心智，唤起儿童对各种事物的注意，帮助儿童认识理解周围的世界。 二、儿歌语言均衡美的文化渊源
为什么儿歌创作者喜欢运用对偶、顶真、回环、排比等这些富有整饬均衡之美的辞格？我以为,根本原因在于由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固有特征所衍生出来的文化心态及审美情趣使然。具体有三:
一是传统诗歌创作手法的秉承。如顶真修辞手法,在《诗经》中就有体现。如《大雅·既醉》第二章结尾是“介尔昭明”,第三章起头便说“昭明有融”;第四章结尾说“摄以威仪”,第五章开头就是“威仪孔时”,如此蝉联,直至八章。汉乐府民歌《饮马长城窟行》前八句都是顶真。
二是与传统思维有关。江南曾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汉语修辞》一文中认为,汉语修辞对偶等辞格的昌盛与中国传统思维中的二元对待观有必然联系。事实的确如此。而所谓的二元对待观，即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并且两者相互依存、相互转化和相互兼容而非水火不容。《周易·大传》提出的“一阴一阳谓之道”、“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阴阳说”,《老子》主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的“有无说”便是这种思维方式的代表。具体到语言修辞,则强调“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载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4]所以,在语言表达时,常用字数相等、句法相似的语句表达相反或相关的意思,以求彼此均衡对称。如“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便是。
三是与汉语特征有关。从书写来看,作为一种语言符号系统，汉字是表意为主的方块文字，可以不多不少地字字连写，规整排列，显出立体感,给人予均衡对称的视觉美感。从语音来看,一方面,汉语多是单音语,可以一音对一音,彼此弄得非常整齐；另一方面，汉语元音较多又有辅音相间，加上声调的抑扬顿挫，颇有音节整齐、音调铿锵、上口悦耳的听觉美感。那么，长期耳濡目染这种语言文字，势必生成一种追求均衡完整的心理趋向。朱光潜先生就深有体会地说:“用排偶既久,心中就无形养成一种求排偶的习惯,以至观察事物处处求对称,说到‘青山’,便不由你不想到‘绿水’……”。[5]由于上述因素的合力作用,人们自然而然就形成了偏爱平衡对称、以均衡为美的独特的民族文化心态和审美趣味,大家都喜闻乐见,广泛运用,也就成为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集体无意识和心理定势，因而自古而今，长盛不
衰。王希杰在《略说汉语、汉语修辞和汉文化》一文中就指出:“在历史上,四六对偶曾被当作美的典范,虽然‘五四’时曾是新文化的打击对象,但是直到今天,单双音节的对称搭配,对双音节的偏爱,依然有
强大的势力,这反映了汉人的均衡美感,对称心理的强大优势和巨大生命力。”[6]而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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