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俄国允许美国天文学家留下来观测日食,但是天公不作美,日食那天又是乌云密布。此后,里克天文台的天文学家迅速退出俄国,连带来的珍贵仪器都没运走。坎贝尔后来在给另一位美国天文学家乔治•海耳(George Hale)的信中写道,“我从来不知道,满怀希望的天文学家们没有观察到日食,将会多么失望,他简直想从后门钻进家中,别撞见任何人”。

一战的阴云毁灭了弗罗因德里等人验证相对论的计划,战争从1914年8月开始,1918年11月结束,历时四年三个月,这段时间欧洲没有天文学家再去观测日食,证明爱因斯坦的理论。

当欧洲的年轻人们在战场上自相残杀之时,爱因斯坦也正在和自己的思想“搏斗”——他完善了广义相对论。1915年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发表,他还计算出星光在穿过太阳附近时所产生的偏折角度为1.75角秒。有了具体的偏折角度数据,通过日食来验证相对论的可能性又前进了一步,但是,因为战争仍然在继续,观测机会遥遥无期。

英国人加入竞赛

在等待中,英国人加入了验证相对论的竞赛。验证广义相对论是一场持续几十年、前仆后继的过程,英国人起步虽然晚,却后来居上。

1915年,爱因斯坦发表了论文介绍广义相对论。这篇论文的影响本可能因为战争而被限制在德国,但爱因斯坦的两位密友:洛伦兹(Hendrik Antoon Lorentz)和保罗•埃伦费斯特(Paul Ehrenfest)收到了论文,并且与荷兰天文学家德西特(Willem de Sitter)分享。

德西特随后将文章发给英国著名天文学家爱丁顿,亚瑟•斯坦利•爱丁顿(Arthur Stanley Eddington,23岁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1906年到格林威治天文台工作,1913年任剑桥大学天文学教授,1914年后又兼任该校天文台台长)。

31岁就当上剑桥大学天文台长的爱丁顿认为爱因斯坦的论文“美、优雅、有力”,并公开说“这篇文章让我数夜不眠”。

但在当时英国反德情绪严重,一篇德文的报告无法发表,爱丁顿就让德西特写了一系列英文文章来介绍爱因斯坦的理论。这样,在战争中最黑暗的时期,英国人也了解了爱因斯坦的发现。

天文学家预测到1919年5月29日将有一次日全食,始于智利和秘鲁的接壤处,越过南美,经过大西洋,然后到非洲的中部。全食延续时间最长的地方是大西洋中,离利比里亚海岸几百公里的地方。

爱丁顿希望通过观测1919年的日食来验证爱因斯坦的理论。但由于当时英国和德国是交战双方,英国人反德情绪分外激烈,而爱丁顿却是位和平主义者,他因拒绝参战而受到激烈攻击,成为当局监视的对象。

因此由他纵然想出面申请1919年的日食观测,也几乎不可能获准通过。这时另一位科学家站出来了——英国格林威治天文台的弗兰克•戴森(Frank Dyson)。

戴森也是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1889年毕业于剑桥大学,终生在英国皇家天文台工作(格林威治和爱丁堡天文台),参加过自1900年以来的多次日食观测,观测经验十分丰富。他提出组织一个日食观测队观测1919年5月日食,并且希望由爱丁顿来领导观测队,但是政府工作人员则不同意。戴森试图用国家荣誉打动他们:爱丁顿是唯一能够证明是德国人爱因斯坦还是英国人牛顿的理论正确之人。

听闻此言,战争办公室松了口,同意由戴森组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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