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对于青年党的实力，这些作为已然是竭尽所能，无论规模大小，成败如何，作为后人的我们都该拿他们作为国家英雄来祭奠和怀念。有的论者说 1934年后，青年党的抗日活动基本停止，说他们不再抗日，而专门反共。这些论点还有待商榷。其一，1934年之后，青年党已经加入到国民政府，将自己的抵抗运动纳入到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当中，既然拥护政府，那么与政府步调一致，不再独树一帜，便是顺理成章。否则，政出多门，军令不一，难免出现“事变”、 “摩擦”之类的事件。在国民革命军、东北义勇军中的青年党员一直在战斗，只不过，不再是以青年党为标榜罢了。其二，青年党自从提出团结御侮的口号之后，对于共产党的态度在抗战结束之前一直是团结，而并非攻击。一直到抗战末期的1944年8月，青年党第三次省市干部大会上，一些骨干要求进行彻底的反共工作，却没有被大会通过，大多数青年党领袖仍然秉承相忍为国的精神。另外，民主同盟的建立，青年党的作用极为重要，此同盟的建立，是青年党和其他党派与共产党积极联系，寻求支持之下完成的。

中国国家社会党抗战纪略

相对于青年党来说，中国国家社会党的规模虽小得多，但影响却并不逊色。虽然其正式以“国家社会党”为党名活动应该算在1934年，但历史却可追溯到清末，其领导人均为社会名流，如在1936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总务委员为张君劢、张东荪、汤乡茗、罗文干、陆鼎揆、诸青来、卢韩昌，执行委员则有梁实秋、梁秋水、徐公勉、黄炎培。

国社党所遵循的“国家社会主义”，也就是在强调爱国的同时，一面反对共产主义，一面避免“重踏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弊点”，从而推行“渐进的社会主义”。张君劢一贯“反共”和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进行。于是，国社党也如青年党一般，既被共产党敌视，又为国民政府所打压。北伐时期，北伐军占领上海，立即封闭国社党创建的吴淞政治大学，张君劢也曾被国民政府绑架，以至于一条腿受伤，终身残疾。

在抗战爆发时，国社党的党员据他们自称有1万多人，在全国除陕西和甘肃之外均有党部，其中以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四川等省规模较大。但作为党魁的张君劢虽然是宪政专家和学者，却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和政党领导人，在提高本党声望和力量方面并不在行。如青年党一般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从而进行抗战，国社党力有未逮，因此，国社党的抗战主要是在政治层面。

所谓政治层面，国社党的作为主要为两点：其一，促成中国的政治统一，各党派团结，一致抗日；其二，积极推动国府行宪，实现战时宪政。

1938年4月13日，张君劢以国社党代表身份，致信蒋介石与汪精卫，言道：“……同人等更愿本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之意旨，与国民党领导政局之事实，遇事商承，以期抗战中言行之一致，此同人等愿为公等确实声明者也。更有进者，方全民族存亡，间不容发，除万众一心对于国民政府一致拥护而外，别无起死回生之途。”表达了放弃以往政见和恩怨，服从政府，一致对外的态度。

七七事变后，张君劢作为国社党的实际领袖，参加了国民政府组织召开的庐山谈话会，后又带领国社党参加了国防参议会和国民参政会。

至于推动战时宪政，功过是非，实难有个中肯评价，但其出发点绝非借国难而发展本党在朝势力。张君劢其人，极有原则与操守，即使是参加抗战后所召开的“伪国大”，因为对政府对宪政打了折扣，便不但本人不接受任何职务，还拒绝民社党（国社党和民主宪政党后合并为民主社会党）人接受内阁部长职位，仅仅派一人充当行政院政务委员，可见其并非争权夺利之人。推动战时民主宪政的原因，是认为只有宪政与民主才能真正凝聚全国人心，集合全国力量一致对外。

是不是国社党就没有人直接参加武装抗战呢？也不尽然，有一个公案，值得在这里一说。

前边有关青年党的抗战事迹，说到东北抗日铁血军司令苗可秀，而与苗可秀并肩作战的还有一位少年英雄赵侗。一般人认为，苗与赵都是青年党员，但据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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