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之时，司徒美堂在安良堂召开干事会，作出3项决议：“一、以致公党名义呼吁支持坚守在上海的十九路军；二、迅速成立洪门筹饷局机构，发动募捐；三、组织华侨青年航空救国。”1932年3月，致公党又联合华侨建立“美洲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11月，该会召开全体职员大会，向东北抗日义勇军捐款10万大洋。1933年2月，致公党派遣美国华侨救国义勇军团至南京，支援国内抗日斗争。

致公党通过其在各国的组织，积极发动海外华侨捐款。据统计，南洋一带每年汇回的抗日专款达7亿多元，美洲华侨每年汇回的款额也有2亿至3亿元。仅以司徒美堂为首的领导人在抗战期间共捐款5400万美元，他们用捐款买了100辆救护车，交给中国驻纽约领事馆。

须知，这时候的国民政府，还是国民党为执政党，致公党此时已不再追究“衰时则倚庇于洪门，盛时则鄙屑洪门”的旧账，数以亿计的血汗钱源源不断地汇向国内。

除捐钱捐物，致公党还组织人员直接回国参战。1938年年日本侵占大鹏湾，马来亚致公党负责人官文森组织“惠侨救乡会”，以人力、物力支援广东东江人民抗日游击队。他还用个人资金创建“文森队”，回国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同时，组织华侨青年接受军训，建立抗日武装，与日军作战。

菲律宾致公党主办“洪光学校”，输送了不少青年骨干回国参战，很多人参加了致公党原本并不认可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其中不少青年在对日作战中殉国。

第三党抗战纪略

“第三党”这个名称，据说是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对于参加国民参政会时的“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的戏称，后来为人们所接受。现在的名称，便是名列八大民主党派的农工民主党。这是在1947年所最后确定的党名，其党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称谓，但因为在其参加抗战时期的国民参政会时期，是以“第三党”闻名于世。所以本文遂以“第三党”称之。

如果上述三党可被划归“右派”的话，那么第三党便是不折不扣的左派，和共产党渊源极深，甚至难分你我。

1927年4月，蒋介石“清共”之后，与之分庭抗礼的武汉国民政府仍然打着“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旗号，其中心人物是著名的邓演达，此人既是国民党左派的最为坚决者，也是第三党的创始人。

为人们所熟悉的“宁汉合流”发生后，邓演达参加了共产党的南昌起义，并与宋庆龄、柳亚子、林祖涵、吴玉章、毛泽东、董必武、恽代英等22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联名发表《中央委员会宣言》，提出蒋介石、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是曲解三民主义、毁弃三大政策的新军阀，是总理的罪人，表示要 “一本总理创造本党之精神，与一切假冒本党名义者坚决斗争”。

这是第三党的雏形阶段，已经和共产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邓演达1927年11月1日起草《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将之发表，标志这个新党的诞生，更是在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的总部——苏联。至于在国内进行组党工作的谭平山、章伯钧，均是被开除或是自动脱党的前共产党员。

虽然邓演达打出的旗号是“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但在国内的党员所决定的党名，是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创建的“中华革命党”。 1928年春，这个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召开秘密会议，推定谭平山、章伯钧、季方、郑太朴、朱蕴山、邓初民、张申府、马哲民等组成中央主席团，以邓演达为总负责人，邓回国前由谭平山代理。6月13日，中央主席团发布《训令第一号》，开始联络被清洗出国民党的青年以及具有中共组织背景的黄埔军校学生组织反蒋活动。

1930年5月，邓演达回国后不同意用中华革命党党名，仍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为党名。8月9日，邓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选举出中央干部会，邓为总干事，郑太朴负责组织，章伯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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