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的发展与王崇古设想的中策十分相像。俺答首先在赵全等人的挑唆下兴兵进犯，索要孙子。王崇古和方逢时一面指挥部队坚守各城堡，不给蒙古军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派人与俺答谈判。告诉他：战事一起，把汉那吉就性命难保了，而只要事件和平解决，俺答就可以重新见到自己的孙子。更重要的是，使者表明了明朝希望和平、同意通贡的意愿，只要俺答撤军、交出叛逃的赵全一伙，约束部众，不再犯境，就可以封贡、互市，实现双方多年来和平的梦想。俺答同意了这个建议，敞开了和平的大门。

和平的意向既成，后续步骤就紧锣密鼓地展开了。俺答表示对明朝臣服，而明朝则封俺答为“顺义王”，封把汉那吉为昭勇将军、指挥使，送回给俺答，并给其他60多名蒙古贵族加以封赏。俺答交出了赵全等为害明朝北疆多年的叛徒，并承诺约束部众，永不犯境。明朝则同意在边境多处开设马市。一方是实现了数十年来的心愿，另一方是消除了一个心头大患，一时间除了被午门献俘、传首九边的赵全等人外，长城内外的人民皆大欢喜。整个事件从把汉那吉归降到事件解决、和议达成、赵全等被献俘阙下，总共只用了3个月零3天。

当然，事情并不都是这么愉快的，否则俺答求贡也不会遇到这么多的波折了。双方的心中都还有顾忌，留了后手，但也都尽量地维持着和平的局面。明朝虽然开放了马市，但仍坚持对蒙古的“武器禁运”。只有绸缎布匹粮食这些纯民用物资才能无限制的进行交易。为了怕大批入贡的蒙古使者造成事端，明朝甚至不准蒙古人进京朝贡，只准在边境进行贸易。张居正（高拱不久后去职）也丝毫没有放松国防建设，他制定了东攻中防西抚的战略：西部在不放松防御的同时，尽量维持与俺答部的友好关系，从而腾出力量增援中部与辽东；在中央的蓟镇，用戚继光为总理，深沟高垒，牢牢守住北京的门户；在辽东用李成梁，对土蛮和女真主动出击。不过数年之间，明朝北部的边防形势就出现了决定性的好转。就是在“主抚”的西线，张居正也充分认识到了局势的复杂性。张居正一方面严令将士不得启衅，另一方面对蒙方可能的挑衅行为也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与嘉靖皇帝截然不同的是，张居正指出“夷酋既已悔罪乞哀，宜开其自新之路”，只要对方释出善意，就恢复贸易。他还富有远见的指出要做好其他蒙古族首领的工作，以便在俺答将来去世之后，还能将和平局面继续保持下去。

和平就这样在双方疑惑的眼神中开始，并继续下去了。后来也出过好几次类似嘉靖三十年那样的杂音，但双方都明白和平的可贵，采取自我克制、互相谅解的态度，终于没有再像上次那样开和平的倒车。万历十年（1581），张居正与俺答先后去世。但他们的后来者——桃色事件的主角三娘子和明朝的万历皇帝与大学士们还是勉力将和平的局面继续维持了下去，一直持续了40多年。通过近40年的求贡，终于换来了40多年的和平。这40多年的和平成为了明朝270多年历史，甚至是中国2000多年历史上，汉族与游牧民族关系史中最灿烂的乐章。

俺答求贡的故事到这里就可以告一段落了，但我们的思考却不能就此止步。一件好事为何如此多磨？40年的和平竟然要用40年的战争去换取？高拱和张居正是如何的苦心积虑，要通过把汉那吉事件达到和俺答通贡和平的目的，然而，四十年前，这样的机会曾经多少次就摆在他们的先辈面前，唾手可得，却被白白丢弃。这是为什么？难道和平真的就不能早一天来到吗？

杨继盛们的战争和平观

嘉靖30年开放马市的时候，时任兵部员外郎的杨继盛上书坚决反对，提出开马市的“十不可，五谬”。这位杨继盛是明代著名的敢谏忠臣，他的意见可以比较典型的反映出明朝士大夫们反对通贡的原因，而较少受到个人私利的影响。

杨继盛的奏章大体归纳起来是这样的：俺答是个恶棍，蒙古是劣等民族，我们堂堂中国不能跟他们交往；俺答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不可以相信的；而且既然已经开打了、断绝了来往，就不能和谈、恢复来往，否则就是朝廷失信，会很没有面子；另外，和平会打击大家的打仗积极性，会荒废国防建设；不可七说互市会显示朝廷胆怯，引发盗贼；还有，马市开放时间长了，会因为买马而耗尽国家的财富。除此之外，杨继盛还提出了反驳赞成开市派的“五谬”。一谬说要巩固国防就不要和谈，既然要准备硬的一手，就不必搞软的了；二谬说既然不打，要马何用？而且俺答这种狡猾的鞑虏也断断不会卖好马给我们的；三谬说开贡市要花很多钱，是一大损失；四谬说贡市不能让所有蒙古人都满足，总会有不满足的鞑虏再来抢劫；五谬说我们打击鞑靼侵略者是正义战争，是应战，不是求战，没有啥不祥的。

无独有偶，20年之后，张居正又专门论述了通贡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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