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说“且此事有五利焉：虏既通贡，边鄙不耸，穑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复屯田，蓄吾士马之力。岁无调援，可省行粮数十百万，二利也。土蛮、吉能，每借俺答以为声势，俺酋既服，则二虏不敢轻动，东可以制土蛮，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赵全等既戮，板升众心已离。吾因与虏约，有愿还者，必勿阻之。彼既无勾引之利，而又知虏之不足恃，则数万之众，皆可渐次招来，曹州之地可虚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孙，情乖意阻，虏运将衰，其兆已现。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顿、呼韩之变。我得其机而行吾之计，五利也。”(板升即指叛逃蒙古的白莲教徒)

比较杨继盛和张居正的观点，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他们的核心分歧就是要战还是要和的问题。杨继盛认为只要“发明诏选将练兵”，就可以战而必胜，“竿俺答之首于藁街”，比之在他看来“丧权辱国”、“劳民伤财”的互市要好得多。张居正则大力突出了和平的诸多好处，虽未明确进行比较，但显然认为和比战要好得多。其实，自明朝开国，元顺帝北逃以来，蒙古就一直是明朝北边的心腹大患。想要一劳永逸、一网打尽，谈何容易？明军北伐，兴师动众，补给线长达数千里，后勤极为困难，常常是粮草已尽而尚未看到敌人的踪影。而一朝班师，蒙古人就跟了回来，说不定明年就会再来袭扰。在俺答与明朝的多次交锋之中，明军败多胜少，北京城都一度被包围，何谈“竿俺答之首于藁街”？

明朝还有个战与和的利害权衡问题，俺答那里同样有这个问题。只是在抢掠的成本高而收益少的情况下，俺答才会数十年对和平通贡孜孜以求。如果明朝真的边防尽驰了，那么俺答说不定也就要改主意了。而且蒙古部落并非只有俺答一家，其他人是否也能够自我约束、以和平取代战争，甚至于俺答的部众是否都能为俺答所约束，放弃抢掠，这都是尚未确定的问题。因此，在“外示羁縻”的同时，必须“内修守备”。这个问题其实杨继盛和张居正都注意到了。然而，他们所给出的答案却截然不同。在杨继盛看来，战与和是完全矛盾的，只能取其一，要么就打到底，要么就彻底投降。而张居正却不这么看，他并没有将战与和完全对立起来。在空间上，他实行东攻中防西抚的战略，对不同的蒙古部落采取不同的政策对待。在时间上，当蒙古人违约时，他立刻停市绝赏，严厉以对。而当蒙古首领“悔罪乞哀”之后，他就予以宽大，重开贸易，恢复和平。战与和这两个矛盾的事物在张居正手里实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而杨继盛的观念则被事实所驳倒，显得那么僵化迂腐。

杨继盛担心的另外一个问题是长期的和平会不会自然的导致“驰懈兵事”，放松国防。应该说这个疑虑虽然看起来有其道理，但在事实和逻辑面前也是站不住脚的。张居正时代的经验表明，和平并不一定导致国防的松懈。一方面，东线仍然战事频频，从西线节约下来的物资被送到那里，加强了的明军在李成梁的指挥下主动出击、屡战屡胜，打出国威和军威。另一方面，基本上也平安无事的中线在戚继光的统领下，也在不断加强边防，使得明军在蓟镇一线的防御固若金汤。这充分说明了和平的条件下也是可以搞好国防建设的。总的来说，相对太平的张居正主政期间，明朝的国防建设较之烽火连天的嘉靖年间要好得多。搞好国防并不一定需要不停的打仗，而不断打仗的时候，国防也不见得就能搞得好。而且，从逻辑上来讲，国防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可杨继盛却主张为了国防而放弃和平。这不是本末倒置了么？居安思危是没有错的，但是为了“思危”而放弃“安”，那就荒唐了。

杨继盛们的经济观和民族观

除前文所提，杨继盛的其他观点也反映出了他的迂腐和短视。他认为既然已经下诏打仗就不能再讲和，否则就是有失体面和威信。可是，难道国家的政策是制定了之后就永远不再更改了的么？说和平就是示弱，难道要显示不“畏怯”，就要把战争无休止的打下去？何况当时明军在军事上并不占优势，莫非屡战屡败的朝廷更能让“盗贼”“慑国威”么？至于他提出的两条经济上的反对意见，更说明了他根本不懂经济。他认定了贡市就是给俺答送钱，就是拿中国的民脂民膏去填鞑靼的无厌之欲，以苟且偷安。在他看来，蒙古得到的，就是明朝失去的，从来就没有想过世界上还会有“汉鞑两利”这样的事情存在。朝贡贸易，由于明朝采用“厚往薄来”的政策，给与赏赐的价值常常高于贡物的价值，明朝是会吃点亏。但这样的朝贡通常数年才有一次，每次也只允许十几、几十个使者来贡，贸易额是很小的，远远谈不上什么大损。更何况后来隆庆通贡时，明朝还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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