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布雷在国民党中是一个“超然分子”，这也是报人书生本色使然。陈布雷作为最高领袖股肱二十年，从不恃权，从不建立所谓的势力圈，这在派系纷争的国民党内部是极为少见的。“当时政治场合有关人事的流行语，是‘谁是谁的人’，但是从来没有人说过谁是陈布雷的人，这便是先生保有超在然地位的结果”（蒋君章语）。1945年，国民党六全大会，“当时大会中有三派一团，即组织部陈果夫立夫派、朱家骅派、吴铁城派及青年团，激烈的争夺中央委员的名额”（参见《陶希圣年表》。未刊稿，系陶氏后人提供），各方面推荐的候选人名单中，“很多既非对党有何贡献，也非为党延纳人才，而只是出于人事关系，你争我夺，以致总裁很难一一接受。布雷先生目击这样的情况，心情沉痛到极点”（唐纵语）。蒋介石与陈布雷谈话，希望他能推荐一些“不偏不欹的人才”，陈布雷依然保持超然态度，同时也“不忍再增加总裁的困扰，所以一个人也没有提”。

时任重庆《新民报》采访部主任的浦熙修通过陈立夫的关系采访陈布雷，问其属于国民党中何种派系？陈对这个问题虽有不悻，仍幽默地回答她：这个问题好比待字闺中的少女，有人问她你的爱人是谁？她势必要回答。我可以告诉你，国民党中我的好朋友甚多，如张群先生，吴铁城先生，陈果夫、陈立夫两先生，陈诚先生，朱家骅先生都是……“言下，就表示了他是国民党中的超然分子，各方面他都是很接近”，而上述人物则属党内各个派系，“这个迫人的问题，便在轻松愉快中，一笑了之”。

正因为陈布雷在权力中保持超然的立场，故能调和各方意见，甚至运用个人的影响力妥善处理一些紧急事件，如1945年底昆明西南联大学潮即为一例。这次学潮之平息，迄今披露的史料已不少，然对陈布雷在其中的作用语焉不详。依惯例，处理学潮在行政上属教育部，新闻发布属中央宣传部，青年思想工作则属三青团中央，蒋介石对此颇不放心，特命陈布雷召集一个小组，主持处理各项问题。

小组成员中有中宣部部长吴国桢、青年团书记刘健群等人，至事态最严重时，蒋介石曾下令解散西南联大，朱家骅时为教育部长，对此令似有不同意见，借出巡而离开了重庆，“先生对此颇感懊恼，因为这个命令的如何执行和教育部与军事机关有关，教育部的意见尤为重要”（蒋君章语）。实际上，陈布雷深知蒋的这一命令“只是在启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并不是一定要解散西南联大”，遂提出几点意见：其一，西南联大问题正在设法疏导，请暂缓解散；其二，此次学潮之症结为少数职业学生与左翼教授所煽动，大多数人则冷静对待，可做说服工作，请学生家长协助召其子弟暂时返家，等复课时再回，同时请驻昆明部队做临时接管学校的准备……此时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召开，这是重庆谈判之后，对国共两党都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其事态只能平息而不能扩大，陈布雷的意见得到认可，“尤其是置身事外的教授们为了学校的前途，不能不晓谕学生，发生极大作用，最后只余下极少数的死硬分子，只好自行散去，风潮得以解决”。

陈布雷处事之谨慎与细密，大率类此。从中也可见在处理公务时的担当，因而深得蒋介石的信任，总是称他“布雷先生”。

最后主持的机构

陈布雷最后的正式职务，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其会长由蒋介石兼任。不过，他还另外主持一个小机构，即宣传小组，“罕为外间所知”。

抗战结束后，1946年底的“制宪会议”，国共分歧很大。“从那时起，宣传方面的问题便日益严重”，蒋介石开始重视这个问题，经常与一些重要人士会谈。蒋介石主持的这个会议习惯被称之为“官邸会议”，而宣传小组则为“官邸会议”做准备，本质上是“官邸会议”的秘书室。

这个机构十分简单，也正是陈布雷的一贯作风。陈作为召集人，参加会议的人均为组织机构和宣传部门的负责人，包括陈立夫（组织部长）、董显光（行政院新闻局长）、邓文仪（国防部政工局局长）、李唯果（中宣部部长）、黄少谷（后任中宣部长）、张道藩（文化委员会主委）、陶希圣（中宣部副部长）等人，主任秘书是徐复观，秘书谢然之、蒋君章，地点在南京湖南路五百零八号陈布雷公馆。这个小组会议前后持续有一年多时间，“除了有关系的人之外，外间始终无人知道”。

有个细节仍可见陈布雷的书生本色。这个小组虽属幕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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