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国民党政权正面临两个重大危机，一为军事上的挫败，二为经济上的恐慌，即金圆券实施后的限价政策，已发生动摇，“国统区”人心惶惶。由此各方面意见纷然而起，多想经陈布雷而上达蒋介石。有的用书面陈述，有的当面请见，也有的直接以电话互谈。1976年，蒋君章在台北传记文学社举办的“陈布雷专题”座谈会上这样回忆：“凡是要见先生的，除一二具备排闼直入的熟客之外，照例由我代见；书信也向来由我们代拆。……但先生自己也难免听到一些不乐闻的议论，所以居恒郁郁不乐。有的根本瞒不住的，例如当时食品已造成黑市……山西路一带发生抢米风波，先生的办公室距山西路不远，呐喊人声，时入先生耳中。先生多次至后窗遥望，表情凝重，无语而退。”

1948年11月12日深夜，在无任何预兆之下，陈布雷服下大量的安眠药，气绝于次日凌晨，终年五十九岁。陈死后，这一小组由中宣部长黄少谷主持，程天放继任中宣部长时，已是1949年的春天，“宣传小组事实上已经停顿”。

政权的悲剧

陈布雷以自殉的方式而解脱，这一悲剧实际上也是那个政权的悲剧。

以陶希圣的日记（1948年11月16日），当时“流言盛行，谓布公主和，或反对某些政策等”,可见陈之死所引起的震动和种种揣测。后来有人谓之“尸谏”，这一推断，不知有何根据，连留在大陆的张治中也表示怀疑。那么，陈布雷究竟为何要自殉，仅仅因为“触目伤心，心中抑郁，不能自解”、“体力日衰，报国无从”？抑或次女陈琏（前妻杨氏所出）和女婿均为中共地下党员？其实，这本回忆录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回忆录一册、二册仅至民国二十八年，即1939年，其余者，至今未得披露。而且，较之于“畏垒室日记”，其记述言简意赅，不动声色，严谨有度，实难见出其内心之轨迹。

其弟陈训慈（叔谅）和外甥翁植耘（陈氏五妹之子，早年做过郭沫若的秘书）等人有过这方面的追忆文字，但这一类的史料显然需要进行甄别与分析，否则一家之言亦未可知。1986年陈训慈写过一篇《先兄陈布雷杂忆》，台湾《传记文学》第70卷第3期刊出，文中谈及陈布雷与CC的往事，称其兄曾遭遇陈立夫的一次胁迫。从美返台定居的陈立夫即撰文（第71卷第3期）反驳，认为这是在“捏造故事”，甚至有意点出“有人称其为共产党员”。而跟随陈布雷七年的秘书蒋君章则针对翁植耘在香港报刊发表的文章，以及滞留大陆的陈的副官陶永标之口述（由他人笔录），同样提出不同的看法（1983年），尤其针对所谓“尸谏”一说，认为“与事实完全不合”，是对陈布雷的“大不敬”。由此可见，不论大陆或台湾，倘若意识形态色彩不褪，对历史人物就很难有客观的判断。

这次出版的《陈布雷回忆录》，增添了许多内容，如陈布雷的政论、书信等，这是我所看到的台湾版本没有的。友人回忆、评说部分与台湾版本也略见出入，有删也有增，编者大概有自己的考虑。而编者后记中有一段话，“希望俟该书再版时，有一个更为详尽的本子呈现给读者，同时也期待着陈布雷日记早日出版”，表明有关陈布雷的史料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或整理，若从这一点看，目前存放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两蒋日记，国民党大溪档案、国民党党史会档案资料、台湾“中研院”近代史所收集的资料，台湾《传记文学》中一些尚未采用的史料，包括大陆第二历史档案馆中资料，等等，或许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陈布雷在那个时代的全貌。我相信，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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