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离去时我们负责安全送走。党内比较重要的同志，我们都用汽车送进城。从办事处去外地的同志，自己能解决车、船票的，我们只发给路费。重要人物，我们委托城内秘密交通点帮助解决，并进行掩护。这时候就按秘密工作原则，双方安排好约会时间、地点、标志、接头暗语等，必要时密写介绍信。

在周副主席领导下，我们一直小心谨慎，来去办事处的同志没有出过什么差错。

在周恩来亲自过问下，我们做秘密交通工作的水平不断提高，更培养出了一大批像李侠、唐亚子那样的优秀交通员。

下篇:做秘密经济工作

做秘密经济工作，不仅要具备智慧和魄力，更要有对党和革命的事业的忠诚，有很强的保密性、纪律性及相关技能。为此，周恩来非常注重对经济干部的培养、教育和保护。在他的关怀下，一批经济干部成长起来，为秘密经济工作做出贡献的卢绪章，就是他一手培养的。当年负责联系的袁超俊老人作了回忆:

周副主席经常派我下山把卢绪章接来，而且特意叮嘱，一定保密。我理解周副主席的意图，卢绪章在重庆接触人多，熟悉他的人也多，一旦有人发现他到红岩办事处，张扬出去，那就不仅是暴露身份的问题了。为此我非常慎重，每次我都亲自开车把他接来，再把他送走。在办事处周副主席和他彻夜长谈，指示他在做好经济工作同时做好情报工作，要寓情报与统战中，为此要广交友。周副主席多次讲，地下工作者要做红心萝卜，外皮是白的，内心是红的。在这情融融意深深的交谈中，周副主席把党的方针、政策和工作方法传授给他，启发他的悟性，使他渐渐成熟。

为帮助卢绪章迅速掌握收集情报的方法，周副主席还让我传授经验。我把所掌握的技术和操作方法全部告诉他，他们很快掌握，并在实际中创造性的运用。

在重庆，秘密财务工作不仅重要，而且更为保密。为此，周恩来指示特别会计部门，一定要安全第一、保密第一。特别会计部门的同志们认真执行，工作细之又细。下面是负责特别会计工作的袁超俊老人的回忆:

特别会计部门除我还有两位女同志，她们是刘昂和王辉，负责管理账目和现金。我们遵照周副主席指示，在账目上采取安全措施。账本都是用极薄的纸做成，很小，有10元人民币的3/5大。这个小账本不显眼，平时锁在保险柜里，遇到紧急情况几秒钟就毁掉了，放之方便，毁之容易，敌人不易搜去。为了保密，每笔账目都用代号记下。有时代号由周副主席亲自定，有时我们自己定。这样一本莫名其妙的"天书"，即使万一被敌人搜去，他们绞尽脑汁也破译不出来

每月收支的账目，由刘昂制成小小的明细表，由我和童小鹏初审，各自签字，然后送周副主席那里终审。基本每月初，周副主席审查账目，把我和刘昂、王辉都叫去。周副主席很认真，他打着算盘，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算，一笔笔地审查，他的算盘打得又快又准，只见算盘珠上下跳动，一会就算完了。如果代号是我们起的，他不知道就问我们；如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也问我们，和我们一起弄明白弄准。如果数字核不准，他更不放过，反复核算，直到完完全全核对为止。最后，他在账本上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周副主席审查完，把账本交给我，我再把它锁到保险柜里。1943年6月，我随周副主席回延安，把历年的账本也带回。遵照周副主席指示，我一本本整理清楚，最后送到中央办公厅，交给赖祖列同志。

周副主席这种极端负责任的精神，深深教育着我们，激励我们做好秘密经济工作。当时国统区通货膨胀，我们工作人员每月只有三四元钱的生活费，生活很艰苦。尽管经济据点的同志们掌握着资金，特别会计部门的同志掌握着现金，可是谁也不动一分钱，连想都没想过。有时候我们饿着肚子去执行任务，手中的钞票都捏出了汗，也都一分不少的如数入账。

袁老和他的战友们出生入死的提款、送款非常艰险。他们要通过国民党军、警、宪的一道道检查，要躲过特务们的眼睛，每一步都与危险为伴。袁老说:

每次下山提款、送款，我都特别小心，先化好装，西装革履，拎着装钱的手提皮箱，一副商人派头上车。为甩掉跟踪的特务，小车并不直接奔向要去的地方，而是七拐八拐，开到离目的地很远的地方停车。我下车后先环顾一下四周，看有没有可疑迹象。如果一切正常，我就立即奔向目的地，抓紧完成任务，然后急速绕道上车，以免被特务发现此处，暴露目标。我上车后，司机加大油门直奔办事处。说实在的，尽管没出过差错，但是每次出去，我心里都像揣个小兔子，很紧张，完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