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伯翱见父亲把话说得这么绝，把路堵得这么死，也横下一条心，“死心塌地地听父亲安排，就这么去干给他看看！”临走时，从不题字的万里在厚厚的笔记本上，为儿子写了两行字：“一遇动摇，立即坚持。”万伯翱就这样背着父母亲在战争时代用过的行李卷、两本书，怀揣着第一个月的15元钱伙食费，上路了。

万伯翱说：“我走后弟妹来信说，奶奶和妈妈时常流泪，尤其是和我同年级又同居一室的二弟，常看着我睡过的空床位默默流泪不止。家人不知道我在那遥远艰苦的地方独自一人如何生活。”

自从万伯翱去了农场，从1962年到1966年，万里共给他写了十七八封信，是给5个子女中写信最多的。“父亲开始是担心我动摇，担心我当逃兵，因为那时的艰苦谁都知道。但后来他在信中更多的是关心当地农民的情况，每次写信必问农民的生产和生活。”

邓小平是父亲最尊敬的领导和战友

原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曾在《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一书中写道：“1981年，我一到国务院就在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万里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直到他1988年离开国务院去人大常委会任委员长。在长期的共同工作特别是推进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对万里同志有了较深刻的了解，也与万里同志结下深厚的友谊。”“万里同志是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果说小平同志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的话，那么，他就是高级工程师之一。”

谈起父亲和邓小平的情感，万伯翱告诉记者：“父亲从入党开始，便长期追随邓小平，成为邓的得力干将。父亲跟邓小平一起工作学到了很多东西：果断、坚定、看事物的敏锐眼光、处理事务的辩证方法等等；而邓小平之所以信任父亲，也因为危急时刻，父亲都能够扛得住，出色完成任务。”

1949年，万里随刘邓大军南下，迅速有效地给刘邓大军组织筹备了大量军需。新中国成立后，万里一直跟着周恩来、邓小平搞经济建设。邓小平任政务院副总理，万里当第一任城建部长，1958年组织搞“首都十大建筑”；邓小平“三下三上”，有两次是万里与他风雨同舟同下同上的。

“文革”时，万里因为性格耿直，从不服软，和很多领导干部一样被打倒。“文革”后期，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万里受命于危难之中，四届人大后出任铁道部部长。万里面对遭受“文革”严重破坏的铁路运输事业，在邓小平的亲自领导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整顿。短短3个多月，所有站段的运输堵塞问题基本解决。万伯翱说：“我听铁道部领导讲，父亲在任时制定的方针‘安全正点、四通八达、多装快跑’一直没有过时，为以后铁道部的改革奠定了基础。”

然而，1976年，万里再度被打倒，那时“四人帮”正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刚刚理出头绪和稍有起色的国防、能源、交通、教育等又陷入一片茫然和混乱。“四人帮”控制着宣传舆论大权，指使新华社记者到一些所谓“右倾翻案风”严重的单位——铁道部、教育部、科学院等部委“蹲点”，列席党组会议。这几处，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所在的部委。在这些改革派中，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说：“‘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国防科工委的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就成了一种褒扬了。当时老百姓纷纷评价，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

粉碎“四人帮”后，万里被解放出来，1977年夏，被分配到湖北省工作。临行前，他去看望邓小平，向老首长辞行。邓小平这时处于半解放状态，可以自由行动，但尚未公开露面。他听万里说要去湖北，迟疑了一下说：“你不要着急走，再等一两天。”邓小平向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建议，安徽这个“老大难”要有个得力的干部去。于是，万里就转而去了安徽。

“要吃米，找万里”

邓小平曾说，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又从安徽开始。而这一点，和万里紧密相连。1977年6月，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开始主政安徽。他一头扎进基层，半年走了3000里路。万伯翱说：“父亲到了基层，对当地穷的程度大吃一惊，他看到农民没裤子穿，孩子都藏在地锅里取暖，临近年关，却为没有一两白面，吃不上饺子而发愁。父亲讲，《白毛女》里的杨白劳穷成那样，过年了也要给喜儿扎根红头绳，也要吃顿饺子呀！他马上命令农业部门开仓放粮，给每户农民5斤面过年。”

万里调研从来都是轻车简从，身边只有一两个工作人员，车一停，自己就下去走。公社干部照着稿子念，万里一把夺过稿子，不听他们讲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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