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农民特别是干部开始疑惑很大：六条说“以生产为中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那么，“阶级斗争”这个“纲”还要不要呢？不是“阶级斗争要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吗？反响最大、争议也最多的是关于联产计酬的问题。“省委六条”吸收有些地方群众的创造，允许生产队下分作业组，以组包产，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广大农民认为“大锅饭”变小了，手脚也松了绑，对此特别高兴。而一些思想保守的领导干部和想多吃多占的基层干部则强烈反对。

万伯翱说：“要不是对农民感情深，父亲绝不会冒这个风险。1977年还在提倡‘农业学大寨’，父亲却想，现在是百年不遇的大旱饥荒，农民没饭吃，这个大寨学不起啊。他对‘农业学大寨’的会议淡然处之，对极‘左’的形式主义那一套深恶痛绝。”会议要求各省第一书记参加，但万里就是不去，叫下属去，万里还交代：“你去只带着耳朵，什么话也不要讲，回来也不要传达，回来就抗灾、救命。”

不久，全国各地对安徽的批评声此起彼伏，有人说：“干部不是挂羊头卖狗肉，不是嘴上说社会主义，实际干资本主义，不管什么积极性都去鼓励，都去提倡”。也有人告诉万里，一场大论战就要开始了，来势很凶，你可要小心点儿！“当时真的是谈‘包’色变，群众拿着报纸来找父亲，问他还坚不坚持包产到户。父亲坦然处之，只要群众吃饱饭，挨批斗就挨批斗吧。安徽被斗了两年多，斗得不可开交，最终是邓小平力排众议，才帮助父亲完成了改革。”万伯翱回忆，“当时父亲还跟母亲说，做好准备再次被打倒，乌纱帽不要了。可奇迹出现了，百年大旱之后第二年出现了丰收。小岗村农民利益和力量的结合，效果巨大。”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有民谣称“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微不足道的小村庄成了中国农业改革开放的一个符号。现在被称为“农业改革开放第一村”。

1980年3月，中共中央调万里任国家农委主任，全面主持农村改革。随后，万里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常务副总理。

万伯翱感叹：“这真是戏剧性的变化。父亲认为在铁道部和安徽的经历，是他一生中两次最惊心动魄的斗争。他跟我说，老大，你不是喜欢写剧本吗，这就是一出好戏啊。”

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

1993年3月31日，万里从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在中央领导人中，万里算是较为长寿的。万里年近90岁时，读书、看报还不戴老花镜；走路很快，不用拐杖，也不用人搀扶；和别人谈话，思维敏捷，一语中的。

万伯翱说，父亲的养生秘诀是：三打、两看、一接见，即打桥牌、打网球、打高尔夫球，看文件、看报纸和接见客人。每个双休日，5个儿女再加上他们的孩子，都会聚集到中南海“含和堂”的四合院里，老老少少，欢聚一堂，叙说各自的所见所闻。此时，是万里最快乐的时候。

万伯翱回忆，父亲不止一次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对我来说，不问事、不管事、不惹事，就是对当权责任领导的有力支持。”因此，万里给自己作了三条具体规定：不参加剪彩、奠基等公务活动；不再担任名誉职务；不写序言不题词。

1993年9月，第七届全国运动会在北京隆重开幕，大会组委会一如既往地给万里送去了主席台上的票和请柬，但他没有出席。万伯翱说：“后来电视上没有父亲的画面，还引来很多猜测，以为父亲身体不好等等。其实那天，他和一些朋友去北京平谷县农村了。”此后不久，《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举行首发式，按说万里应该出席，但他又没有到场。1993年12月26日，首都举行隆重集会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万里也没出席……“这些锦上添花的事，没有父亲也照常进行啊！也省得人家不好排座次。”

万伯翱介绍，父亲退休后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午饭后要睡上一觉，一般两点钟起床去参加体育活动。每周打三四次桥牌，两次网球，偶尔打一次高尔夫球。万里的桥牌水平比较高，牌友也多，老的少的都有。万里说，他下来之后，什么职务也不干了，唯独桥牌和网球协会名誉会长，他还愿意当。

万伯翱还记得，2002年春节，他陪父亲最后一次去了广东，有点太阳西下、英雄暮年的意味。万里说他要跟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人民告别一下，之后真的就没再去过广东。“整个春节在广东父亲只专程看望了两个人，一个是习仲勋，当时习伯伯已经病得很严重了，过春节他早早穿好了红色的衣服，白色的衬衫，等着父亲，他们激动地拥抱。父亲说他来看他的老伙计了，习仲勋纠正他，什么老伙计，是老战友！两人谈笑甚欢。另外一个就是专门在李长春同志的陪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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