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陈等人及其家眷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时，国民党政府大员王世杰、朱家骅、傅斯年、杭立武、蒋经国等前往机场迎接。乱世纷纭中，陈寅恪只在南京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便携家眷悄然赴上海，在俞大维弟弟俞大纲家中住了下来。在上海逗留了一个月后，陈寅恪没有踏上赴台的船板，而是转赴广州岭南大学任教，自此，终生留在了那块潮湿温热的土地上。

二、醉不成欢惨将别

1948年12月17日，正是北大50周年校庆日和胡适57岁生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在南京黄埔路官邸专门设寿筵宴请胡适、江冬秀夫妇。平时请客从不备酒的蒋介石，特为胡适备酒贺寿，可谓破格示敬。尽管胡适对蒋氏夫妇的情谊深为感动，但当自己的助手胡颂平奉蒋氏之意劝他“替政府再做些外援的工作”时，胡适却板起面孔极不高兴地说道：“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遂不再理会。宴罢，胡适于下午3时赶赴中央研究院礼堂大厅，出席在南京举行的北大同学会和校庆会。席间，胡适“发表沉痛演词”，自谓“乃一不名誉之逃兵”。言毕声泪俱下，哽咽不能语，在场者皆掩面而泣。

胡氏演讲完毕，由傅斯年致词，傅以慷慨悲歌的语气道：“以北大50年历史创造自由主义成为新的精神基础，过去虽未能获得现政府之扶助，但未来共产主义如有所成就，对自由主义将更摧残。”傅氏“确信共产党绝不至支持长久，在共产党后必有一伟大之‘朝代’，能就吾50年来培养之自由主义种子，予以发扬”。据当时报载称：“傅氏自称悲观，但竟以乐观言之，博得多数人破涕为笑。”

未久，蒋介石给胡适冠以“总统资政”头衔，坚持胡适前往美国，既不当大使，也没有具体任务，只是希望胡“出去看看”。胡适在经过一番心灵煎熬后，决定服从这一委派，重返美国为政府“做点面子”。

1949年元旦，国民党败局已定，蒋介石正式委任心腹干将陈诚为台湾省政府主席，倾全力经营台湾，为国民党撤退做准备。就在这个元旦之夜，南京城一片死寂，胡适与傅斯年聚会一室共度岁末，师徒二人置酒对饮，相视凄然。瞻念前途，满目苍凉，思前想后，不禁潸然泪下。午夜的钟声响过，二人打起精神，重新抖起了文人的癫狂之态，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第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抗战胜利，傅斯年、胡适接办战后的北大（傅斯年出任代理校长，1946年6月，胡适自美返国后正式就任北大校长），此时正好3年。“三年望当采”，正期望北大有所建树和成就之时。“忽值山河改”，由“青天白日”忽然变成了满地红旗，期望中的“事业”随之付诸东流。柯，枝干也。沧海，指东海。此二句是说桑树的枝干被摧折了，根叶漂浮到大海中去了，一切希望皆成泡影。“本不植高原”，“种桑”之地本就没在风雨无忧的高原，面对今日这般悲怆凄凉之境，又有什么后悔可言？待把此诗吟过数遍，二人酒劲儿上来，倒在桌旁昏睡过去。

当此之时，与胡、傅二人友善的新任台湾省主席陈诚于1月5日迁入台北主持政事，同日致电傅斯年：“弟已于今日先行接事，介公深意及先生等善意，恐仍须有识者之共同努力，方能有济。弟一时不能离台，希先生速驾来台，共负巨艰。”

傅斯年接到电报，意识到自己何去何从的最后时刻到来了，在命运重要转折关头，向来干练决断的傅氏再度犹豫起来。此前，随着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布雷自杀身亡，傅斯年也曾产生了继之而去的念头。这个念头存在他的心中已有时日，早在1932年他就说过：“国民党曾为民国之明星者若干年，而以自身组织紊乱之故，致有今日拿不起、放不下之形势。于是一切残余的旧势力蠢蠢思动，以为‘彼可取而代之也’。”又说，“平情而论，果然共产党能解决中国问题，我们为阶级的缘故，丧其性命，有何不可。我们虽不曾榨取劳苦大众，而只是尽心竭力忠其所职者，一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自然当与坏东西们同归于尽，犹之乎宋朝亡国时，若干好的士人，比贪官污吏还死得快些的样子。一从大处设想，即知如此命运真正天公地道，毫无可惜之处。”

据史语所陈槃回忆：“当首都仓皇之日，时有陈布雷、段锡朋二氏之殁，师（傅斯年）因精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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