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尚在而人陵之，我死后乞食矣。”意思是我还活着，人家就欺负到头上来了，我死了路家人还不得去当叫花子去？言下之意，皇儿你得给老娘做主，修理修理这个目中无人的家伙！没想到刘骏却说：“琼之年少，无事诣王僧达门，见辱乃其宜耳。僧达贵公子，岂可以此加罪乎？”(事见《南史.卷二十一》)当然，刘骏说路琼之自取其辱是活该，并不代表他对士族高门的傲慢与偏见无动于衷，只是世风如此，他不好就此大做文章而已。实际上，作为一国之君，他深深感受到士族高门在经济、朝政、文化等方面对皇权和皇威的全面掣肘。
因此，他想方设法削弱士族的势力和影响力。比如对王僧达，他就一再降其官职，直到最后以谋反为名将其赐死。而对于更多出身门阀大族的朝臣，他采取的则是另一种怪异的方式。史称“上好狎侮群臣，自太宰义恭以下，不免秽辱。”譬如，他动不动就给那些出身门阀的大臣起诨名，常呼金紫光禄大夫王玄谟为“老伧”(即“老无赖”)，仆射刘秀之为老悭(即“吝啬鬼”)，颜师伯为齴(即“大暴牙”)。
再譬如，他常常故意让大臣当众丢丑。黄门侍郎宗灵秀是个大胖子，行动不便，刘骏偏偏“每至集会，多所赐与”，逼得他一再匍匐拜谢，引人发笑。后来，刘骏还染上了赌博之瘾，地方大员每每来朝，他都要和他们一决高下，直到大员们输得精光才所作罢。
孔子曾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臣和衷共济、齐心协力，才能有国泰民安，繁荣昌盛。反过来，当最高统治者面对客观存在的深刻的社会矛盾非但不能苦心孤诣、想方设法加以调和，反而逞强好胜、为所欲为以致激化矛盾的时候，那么这个政权的正义性、稳定性就必然会产生摇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刘骏在位十年，不仅没能调和社会矛盾，接续宋文帝的“元嘉之治”，反而将自己摆在与士族门阀、朝中大臣的对立面，使得社会矛盾更加深化，等于将刘宋王朝向着覆灭的深渊实实在在地猛推了一把。因此，在他死后，刘宋王朝虽然继续存活了十五年，不过已是苟延残喘而已。(摘自香港《大公报》 文/卢荻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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