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目，同时又开“天目山聚众堂”，“纠人入会”；（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第266—268页。）在苏南武进阳湖一带，“自光绪廿六年北方拳匪事起，各处莠民，闻风蠢动，即有外口匪船，装载私盐，携带军械，由武进小河等口连樯入内，暗地洒卖。始尚不敢生事，继则聚*抽头，开堂放飘，入其会者，伪诈横行，无所不至。……内有红帮、青帮匪党名目。青帮专重贩私，红帮兼行劫掠”（注：《刘坤一遗集》（三）第1354页。）。到了清末，由于行动与利益上的一致性，两淮地区及运河、太湖一带的盐枭、青帮、红帮之间渗透合流、纠缠相混更加普遍。光绪三十三年（1907）署邮传部右丞蔡乃煌指出：浙西之青帮、红帮，浙东之会匪、枭匪以及宁、绍、台之海盗，丰、沛、萧、砀之刀匪，太湖之盐贩，苏、松一带之青皮光蛋，“久已结党联盟，肆行无忌”（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第279页。）。光绪三十年（1904 ）八月江苏巡抚陈夔龙奏：江苏省枭匪、会匪，“内河以董道富为首，沿海以范高头为首”，董被清兵追捕负创而毙，范“投入枭党，身充头目，贩私行劫，又为青龙山会首，……结纳亡命，沿海各属满布爪牙”（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第271—272页。）。尤须指出，这时期“沿江枭会匪棍，党众势强，多以贩私为名，肆行不法，并仿哥老会恶迹，纷立会党，散放飘布，派费入伙”（注：光绪廿六年正月十三日安徽巡抚邓华熙片，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案卷号2734。）。盐枭、青帮也自行开立山堂。不仅如此，他们也仿照、抄袭哥老会的会簿《海底簿》，结合一些漕运方面知识，杜撰出诸如《三庵宝鉴》、《家礼问答》、《安庆粗成》之类的“青帮秘籍”，使人难以准确分清谁是盐枭、青帮，谁是哥老会（红帮）。
当然，近代盐枭还具有其他某些新特点，如与清政府的武装对抗加强，更具社会寄生性与破坏性，更多地以*面目出现以及日益为外来侵略势力所利用，等等，由于这些方面与本文的主题关系不大，故不再详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和论述，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太平天国革命失败后，在长江中下游、运河流域这一特定的区域内，在在充斥的客民、游勇、盐枭，对哥老会、青帮为主体的秘密会党势力的壮大与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是这一区域会党崛起的最直接原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长江、运河流域以哥老会、青帮为主体的会党，在新的地区以新的时代风貌以及其自身组织的开放性后来居上，成为近代中国最为活跃、势力最大和最有影响的无业游民的秘密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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