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出革命之成，“实种因于二百年以前之洪门会党。”（47）光绪十二年（1886）夏间，孙中山先生转入广州博济医院附设南华医院学堂学习，在学校中，结识了会党首领郑士良和尤列等人。光绪十四年（1888），邹士良辍学返回归善县原籍，在县境淡水墟开设同生药房，同时从事联络三合会党，以为举事的预备（48）。光绪十九年（1893）冬，尤列提供广雅书局抗风轩作为秘密聚会所，孙中山先生曾邀郑士良等人召开兴中会筹备会，这是次年檀香山兴中会正式成立的先声。从光绪十二年（1886）到光绪十九年（1893）檀香山兴中会成立前夕，是酝酿革命的时期，陈少白、杨鹤龄、陆皓东等人都曾联络会党，孙中山先生对会党已有较深刻的认识，为以后进一步联络两广会党起而革命，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在辛亥革命期间，两广会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陈剑安撰（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一文指出广东会党经常在得风气之先的沿海和珠江三角洲一带活动，因而广东会党与内地其他省分的会党不同。广东会党的首领有不少是具有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华侨加入广东会党的亦不乏其人。例如颇习外情的尤列，早年曾加入天地会，后来成为中和堂大佬。惠州三合会首领邹士良接受了不少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来往于潮州和新加坡的华侨三合会首领许雪秋，既是华侨，又是会党，饱览了海外新鲜事物。此外，如郑荫南、邓子瑜、李纪堂、谢续泰、王和顺等人，都常活跃于广东和海外，都是具有新思想的会党首领。因此，革命党联络广东会党，不仅易于争取那些具有新思想的会党首领，而且易于使他们把传统的反清意识和新鲜的民主革命意识结合起来，进而通过他们调动广大会党群众接受革命党的领导（49）。革命党联络会党的具体表现，就是两广会党参加多次的革命军事行动。
两广地区的地理条件和人文背景，特别是当地的革命风气的盛行，有利于革命活动。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十次革命军事行动，主要在两广地区，就是由于两广会党、人民群众和革命党三方面因素结合的结果。冯自由著《革命逸史》一书所载（兴中会会员人名事迹考），列举历次参加起事的兴中会成员中，会党分子所占比例较高，例如参加乙未广州之役的未全贵、丘四等人都是会党，他们从香港率领会党志士二百馀人进入广州起事，事泄后在广州码头被捕，与陆皓东同日殉难。清远县人朱浩、刘秉祥、黄丽彬，花县人汤才，南海县人陈焕洲、李芝，香山县人李举，潮州府人吴子材，顺德县人莫亭等九人在乙未广州之役分任城内城外起事职务，失败后逃匿。清远县人梁大炮也是会党，乙未广州之役时担任江北一带发难事宜（50）。乙未广什忙役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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