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其如此，义和拳——梅花拳的神灵信仰带有很大的包容性。拳民们不深究于各教派义理上的索解，不在乎各种传统宗教之间本来存在的界定与分歧，在他们看来，各种宗教的诸多神祗，共同组成了“解灾度难”的超人间力量。于是，拳场将佛祖、神仙、自然神和自创神合为一体。有神必敬，多多益善。这种观念，可以说是小农那种“多个朋友多条路”的处世原则在神学上的投影。

　　由于对神的“需求”高于对神的奉献，所以“拳教”特别注重人与神之间的沟通。于是，作为沟通人与神、此岸与彼岸的中介——掌握“咒术”的文场师父或秉承“神力”的武场拳首，就对徒众产生了巨大的魅力。正如冠、威拳乡的村民所说：“师徒如父子，一呼百应。”当地有的梅花拳师，联络师兄师弟、徒子徒孙凡二千余人（《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第３２８页。）。“拳教”的这种宗法师承关系，来自于封建农村的宗法血亲关系的传统模式，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又超越了后者，它把属于不同村落族姓而具有相似利益的人群集结在一起，而当社会动荡、阶级矛盾或者民族矛盾激化的年代，这类团体（特别是它的武场）就很容易迸发反抗的力量。

　　价值取向上的实用性、神灵崇拜的包容性、组织系统的宗法性，构成了义和拳——梅花拳相延续的基本特征。或者从更广泛的范围上讲，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间宗教结社在文化心理和组织结构上的共同特征。

　　经过鸦片战争，中国渐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是，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直到清朝末年，直鲁交界这块古老土地上的社会经济结构并没有明显的变动。我们在实地考察中发现，当地农民这时仍然遵循着“三亩地一亩棉”的传统经济法，则自耕自纺，自给自足，使火镰打火，用清油点灯。停滞的经济结构，保存着拳场中那种古老的文化习俗与神灵信仰。这类习俗和信仰，是闭塞的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社会生活中一个具有特色的构成部分。虽然由于整个*局面的变动，特别是由于被甲午战争所极端深化了的民族危机的刺激，在民众中产生出强烈而普遍的“灭洋”意识，但这种新的*意识，还只能在原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被编织在神秘主义的彩衣里，并借助于拳会与教门相结合的现成组织形式而表现出来。光绪二十四年（１８９８）正二月间，由于清朝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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