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和现在都有人从义和团和白莲教的教派渊源方面来观察这一问题的。当时有一些人认为义和团是白莲教的支派，所以称义和团捕杀白莲教为数典忘祖。现在则有人认为这正证明义和团与白莲教教派不同。我认为，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当时的混乱局势。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成为实际左右北京秩序的一大力量。五月二十五日，清廷颁发上谕，嘉奖义和团。二十九日，清廷予以犒赏。义和团取得了正式的合法地位，人数迅速膨胀，成分更形复杂。当时目击者记载：“六月初一日，昨因皇太后颁赏义和团银十万两，京城内外游手好闲之人希图分惠，均在各庙宇安坛设团，聚集无业莠民，以保国保家为名，乘机牟利”。（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18页。）当义和团初入北京时，有人对他们的观感是：“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谴，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15页。）。而到后来，队伍愈来愈大，同一位作者记述他的感想说：“外乡之团，则辖制官长，勒捐富户，派丁充勇，挨户搜粮。京城之团，则寻仇焚掠，指良人为教民，抢人勒输，动取行人财货，种种私心，不可枚举”。作者简单的把京内义和团区分为外乡和京城，无疑是不确切的。但这说明了，由于鱼龙混杂，义和团的队伍中混入了一部分为非作歹的人。

　　当时清政府指挥的正规武力如神机营、虎神营、武卫军、甘勇等也是横行街市，大肆劫杀。五月二十五、六日，“甘勇焚烧抢掠，情同叛逆”。江西道监察御史郑炳麟被踹门两次，该胡同内被抢二十余家，伤毙者三家十八口。（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88页。）武卫军更甚，“至凶横者，莫过于武卫中军，到处声言洋鬼子皆为某等降伏，自居莫大之功，肆行欺扰良民。诸如诬良为匪，指民为‘二毛子’，搜抢财物，奸掳妇女，强买强卖，霸占民房，焚烧铺户，种种残虐，不堪枚举”。（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23页。）尤其可以注意的，这些清军所做的坏事，往往又推称义和团所为。当时身在北京的一名官僚在六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说：“到宅，则闻拳团尚守法，某军不服朝命，所为烂事，皆推之于团”。（高□：《高□日记》，见《庚子记事》第151页。）

　　在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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