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模的态度和表现，使其民望迅速增长，不同派别的维新之士均希望通过争取他这样的开明大员以促成变法。他们十分关注陶模的动向，并寄予较高的期望，有的甚至以陶模为代言人。1901年8月26日，陈三立函告汪康年：“时局自回銮改期，知者无不忧惧……日前闻庆、李两全权，纠合刘、张电请收回改期之成命，尚未知能动听否耳？顷李亦元刑部刊成《政务处条议明辩》，冀当路采取，或资补救。鄙意今之大臣而有胆识者，只有陶制军一人，因特寄上二本，敢恳足下以其一速寄陶氏父子，如能采择入告，挽回转移于万一，亦未始非吾辈精卫填海之心也。”本来陈三立拟将《政务处条议明辩》公诸报端，考虑到如果陶模愿意代奏，过早登载条议可能对陶造成不便，为此特别叮嘱：“此议既望施行，似宜从缓登报，免中当路之忌”。（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986页。）
陶模民望的急升并未带给他办事的方便，其积极的变革主张实行起来困难重重。“广东名饶富，然取诸民者已重于他行省，岁不足五百余万，则取之*规，仍不足，则贷之外人。模睹民力已屈，追呼不得宽，欲有所兴革，皆坐中沮。迭疏请疾。”（注：《清史稿》卷447，第3206页。）甲午、庚子两大赔款，广东负担甚重，己亥清廷又曾派刚毅南下大肆搜刮，而广东各项税源，多由商人承包，甚至有欲承揽关税者。庚子赔款分摊之前，广东总计每年地丁开税厘金盐课及各项经费饷款所入，以抵常年应解京协各饷及动放各营薪粮，尚属入不敷出，为筹巨款，只得加开房捐亩捐。地利不足，复因人祸而愈加严重，《新民丛报》载《陶方帅之死状》记：
陶方帅犹不失大吏中之贤者也。徒以魄力不足，故不惟不能有所设施，而竟以速其死耗矣。哀哉！客有自粤来者，述方帅之死状，盖方帅而不辞职，则可以不死。方帅本无甚病也，其患哮喘者已十年，近亦非有所增益也，而坐畏事之故，日日思退，请开缺之第三折上，识者已知粤事益无可为矣。开缺得许，电报到日，德寿自两点钟往拜会，九点钟始退。德见陶向呐呐无多言，惟彼日则滔滔汩汩，若决江河，一片皆教训方帅语也。历数其到粤后所办各事，如何不妥，如何无状。陶惟垂头以听，默不一语。及德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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