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模既然不怕得罪宵小，是否幻想邀恩荣于格外，亦当别论。其于新政开始不久就病故，失去了一展抱负的良机，使他在风云变幻的晚清史上只有淡淡的一抹留痕。不过，新政改革，至少在制度和知识体系的层面可谓天翻地覆，具有重要意义，而陶模作为由戊戌至新政转折过程中的重要人物，从其对于变法的激进态度和远见卓识看，如果天假以年，其主张和作为或许还会有所表现发挥。他已经提出的奏议虽因过于超前而未获准，却形成一种内驱力，对其他官员的奏陈和清廷选择新政方案，提供了参照，促使各项新政措施出台和施行。甚至新政后期的各项举措，也大多在其预设的思路之内。 

更为重要的是，由陶模的变法条陈及其办事用人，不仅可证戊戌与新政之间的历史渊源，而且可见人脉联系。陶模的背后聚集了包括革政派、保皇党和革命党在内的各种社会变革势力，他部分地接受了后者的主张，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其代言人，从而对于戊戌到新政的转折，在倡言改革方面开风气之先，起到了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作用。新政时期，革新各派与疆吏朝臣之间沟通联系，促使后者的改革思路和主张在继承戊戌的基础上，有了明显的提升变化。因此，清末新政虽然形式上是由统治阶级主持和进行的改革，却有革新各派实际参与，变革内容不同程度地表达和体现了社会革新力量的主张要求，可以说是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在另一种形式下的延续。清政府内部围绕新政展开的分歧，往往成为社会矛盾的反映。 

社会改革的深化必然涉及制度变革，导致原有统治秩序的变更与既得利益的调整。对此，清统治者的主观态度是迟疑和审慎的，没有把握良机，选准方案，病入膏盲又不能及时地采取脱胎换骨的大举措，自然无法避免被历史淘汰的命运。陶模的几份奏章留中不复，使之怀疑清政府推行新政的诚意，对新政可能取得的成效和最终结果缺乏信心。陶模之子陶葆廉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挽大局如转轮，在枢毂而不在边幅”。其友金蓉镜认为：“此言极是。朝廷者天下之枢毂，人心者伦类之枢毂，学术者又人心之枢毂。今则窒其枢毂而转其边幅，不谓轮败，又奚待耶？”（注：《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第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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