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废除科举之后，新的学部成立，对教育宗旨作了重新的界定，这个新的教育宗旨分为两类五条，第一类是“忠君”、“尊孔”；第二类是“尚公”、“尚武”和“尚实”。而从《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中对于这些条文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和中体西用的色彩。如对于“忠君”就是要“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涤风雨飘摇之惧。”这样就会使在当时已经不可收拾的“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所谓“尊孔”则是要让学生在儒学的熏陶之中，“以使国教愈崇，斯民心愈固。”[37]但是从尚公和尚武等条文虽然其解释的依据依然是从儒家的经典出发，但已经明显与传统的儒家教育观有一定的距离，而是更有着时代性，并带有明显的西方教育观的影子。 

1911年辛亥革命之后，儒家已经不再作为统治合法性的依据，随之，教育的目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连带着教育的制度和课程的设置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比如1911年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就明显是针对1906年的教育宗旨而发的。他说：“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1912年7月召开的临时教育会议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是：“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很显然，新教育观体现了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 

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教育部公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改称学堂为学校，令上海各书局将旧存教科图书暂行修改应用，并令废止读经，并禁各校用《大清会典律例》等。当年五月，又由教育部宣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条文很多，对于学校和教科书特别提出：“（一）各项学堂改称学校；（二）各种教科书务合共和民国宗旨。前清学部宣布所颁及民间通行教科书中有崇清及旧时官制避讳抬头字样，应逐一更改。教员遇有书中有不合共和宗旨者，可随时删改，并指报教育司，或教育会，通知书局更正。（三）师范中小（学）一律废止读经。”[38] 

1912年9月颁布的《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在第一章《总纲》的第一条中指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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