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晚清农村骚动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反清武装起义相与呼应，构成动摇清王朝*统治的合力；另一方面则对社会造成严重破坏。这种破坏性不仅表现在骚动中平民生命财产的被侵夺（注：如川沙骚乱乡民，在地方恶势力的挑唆下，向富户勒捐，抢劫地方，行同匪类，糜烂地方（《时报》，宣统三年二月五日）。）以及“闾阎困不聊生”（注：《川沙县志》，上海同光书馆1936年版。）的社会动荡，而且在于参与骚动的农民最后往往流于土匪或会党，形成社会稳定与现代化进程的强大阻力。

　　3.现代化的启动与推进必须以广大民众的动员为坚实基础。晚清新政变革举措在农村中的受阻，除了农民自身的素质外，宣传动员之欠缺是十分重要的因素。《东方杂志》一篇报道称：“野老乡竖，于一切新政，既为平素所未见未闻，一旦接触于耳目间，自不免传为异事，演成不经之说，而从事其中者，或不脱盛气凌人之习，不为解说其原委……由是乐于有事之徒，从而乘之，遂以酿成非常之巨祸。”（注：《东方杂志》，1910年4月，第4期，《中国大事记》。）其论甚为精辟。虽然，晚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已经觉察到新政施行中的这一问题，并采取了相应措施（注：如江南筹办地方自治局于1910年3月订立办法五条，其中第一、二条规定：“调查员须明白宣示：一不拉捐，二不抽丁，同时禁止需索。 先贴布告，7日后再开始调查。”“敦请有声望的人士演说，发挥不抽捐、不需索之意，凡纳税当兵之套话及缉奸查匪之危言，皆摒绝勿谈。”），但这一工作毕竟来得太晚并范围有限。

　　4.在现代化变革的进程中，必须坚决打击贪污腐败。因为，官员的从中贪污，将严重扭曲变革的形象，激起民众的反感与抵制。与此同时，必须充分顾及变革中民众的利益与生活水准，努力减少现代化变革的代价。

　　5.农村地区的旧俗，固然含结有相当一部分陈旧内容，但对于旧俗的变革必须十分谨慎。1905年张謇在南通地区推行变革，亦曾意图将寺庙改建学堂，后见寺院有引外人为保护者，有鼓煽乡民聚众毁学者，凡寺院之稍有营殖与乡民之固步自封者，方汹汹疑惧，不肖诸生甚至散布“学校兴，我辈饿死”之谣。因而建议：以不入祀典之庙宇酌改学堂，凡为僧侣苦行募建，凡关地方胜迹与乡民岁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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