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读书课员韩云梯曾撰文指出，在兴学的过程中，“至今不变者总以不出所谓求才主义与求仕主义。为近是夫上以求才主义兴学，则下必以求仕主义应之。”这是“根本之认识即误”。（注：《论直隶学务进步之次第并视其发达之前途》，《直隶教育杂志》第二年，第二十二期，光绪三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而对这种失误的纠正来自于民间，决策于中央。
1902年张元济在《答友人问学事书》中，分析了求才主义的偏颇与落伍之处。（注：《教育世界》二十号壬寅年正月下。）1905年2月，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中也明确，教育“不在造就少数人才，而在造就多数之国民，……令全国之民众无人不学。”（注：《教育世界》第一百十九号，丙午年二月上旬第三期，文牍。）标志着教育价值取向从求仕主义到国民主义的一次历史性转变，预示着官本位的封建政体的教育基础已发生了动摇。
这种否定求才求仕作为教育唯一取向的思想，使教育脱离科学轨道逐渐成为一种社会自觉。“科举者，为一般仕宦人而设者也，学校者，陶铸全体国民得实地之生活而设者也。”（注：《强迫义务教育》，《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这种改变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相吻合，也使教育从上流社会走向下层民众成为一种社会必然，“教育非徒为上等社会而设者，必使负贩之夫，贾竖之子皆系学堂卒业之学生，而后教育可谓普及。”（注：《强迫义务教育》，《直隶教育杂志》第八期，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
（三）对近代中国文化变迁的积极作用。文化变迁是在不同层面依次递进，由浅入深的过程。教育是文化传递与文化创造的重要途径，在整个文化变迁中具有重要作用。清末新政社会教育的推行，提倡白话演讲，面向普通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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